《中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献资料

中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献资料陈东 2020年4月20日中国特色去苏联化全面突破苏联模式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突破。对这些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吸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创造，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三、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四、实事求是，从提高人民生活和民生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对苏联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马龙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邓小平理论】猫论：1962年包产到户“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76年：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摸论：摸着石头过河踩稳一步，再迈一步先富论共富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975年整顿：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邓小平时代三联，p.158页。）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像周恩来一样， 邓小平无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批判自己的会议。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他批评邓小平不执行毛主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没有遵循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他让批他的人说完后，把同样受到批评的人一胡耀邦、 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一也叫到会 上来，让他们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当会议结束要进行总结发言时，邓小平却推辞了，他说自己听力不好。批邓的进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级，于11月20日达到了顶点，这时的讨论已经转向对“文革”的全面评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再次主持会议。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 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邓小平时代三联，p.154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一 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政治局会议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急”。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8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邓小平时代三联，p.153页。）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向他的伯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曾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有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邓小平时代三联，p.151页。）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如果能增加100万司法干部,增加200万合格的教员,有500万科学科究人员,再有200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第二年9月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同上，第178页）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突破的。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推进改革的。邓小平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同上，第116页）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上，第176页）（马龙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并没有到会场，而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不争论：1979 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