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屠岸：永别了译诗圣手杨德豫

国学研究-屠岸永别了，译诗圣手杨德豫 屠岸（左）与杨德豫（右）杨德豫旧照电话铃响了！电波传来，杨德豫先生今天中午病逝于武汉！日期是2013年1月23日。我的心头猛烈地一震，继之以盈眶的热泪。一位盗诗歌之火的圣手陨灭了，他的灵魂回归了天国！我抑制悲痛，用毛笔濡染了浓浓的墨汁，在宣纸上写下挽联：译诗圣手文采飞扬信达雅盗火能神人间挥洒美善真我让快递公司把挽联送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转给杨德豫的女儿杨小煜女士。“盗火能神”源于鲁迅先生把传播文化之火的翻译家比作盗天火给人类的希腊神普罗米修斯。在英诗汉译的翻译家中，我最钦佩的是我的老师卞之琳先生，其次就是杨德豫君了。杨的译作，水平比我高。他少年时即能诗能文，所作古典的律诗绝句，格律严谨，意蕴深长。后来未见他再有诗作，但他的诗人气质，贯串一生。他是国学大师杨树达的哲嗣，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做文学翻译，不能仅仅懂得两种文字就够了。只有具备了深广的文化底蕴，才能成就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杨德豫的成功，奠基于他的天资，扎根于他的学养，完成于他的勤奋。杨德豫的译诗工程，遵循着卞之琳的原则进行，那就是：“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等行”，概括为“亦步亦趋”。“以顿代步”的首创者是孙大雨，孙不称“顿”，称“音组”，二者是同一概念。但孙不讲究“等行”。卞之琳发展和完善了这项原则。“顿”指汉语中的音顿；“步”指英诗中的音步。卞之琳的原则专用于英语格律诗的汉译，按此原则译出的诗即是汉语现代格律诗。但这仅仅做到“形似”，即诗的形式的移译或转换。卞之琳主张神形兼备，全面求信，即不仅要求形似，更要求神似。神似指内容、意蕴、风格的相似。按照卞之琳主张从事译诗的翻译家，有杨德豫，袁可嘉，江枫，方平，黄杲炘，傅浩，李永毅等，他们各自作出了贡献。杨德豫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十分谦逊。当然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让步（如他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陈寅恪的立场观点有什么问题即为鲜明的一例）。他从不随意批评别人，更不用说伤害别人了。他遭遇过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在洞庭湖边劳动改造，得了血吸虫病，把健康损坏了。“右派”问题改正后，他已五十多岁，才结了婚。幸而他的夫人对他非常好，他的女儿对他也非常孝顺，这使他在晚年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只是他长期患心脏病，最后又患食道癌，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享年85岁。我认识杨德豫在“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我收到他寄赠我的他的译著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我一看就觉得好，可以和卞之琳的译诗媲美。我和他通信，称他“兄”，德豫兄，他称我“先生”，屠岸先生。他署名，必写上“后学杨德豫谨上”。我说，你不要自称“后学”了，他说一定要。后来我和他比较亲近了，他给我写信依然自称“后学”。2007年底，我收到他的贺年卡，上面没有“后学”了，我认为很好。但这只是他偶然漏写，此后，他依然故我。杨德豫对我的帮助我不忘记。当我准备补译一些重要诗作以完成英国历代诗歌选译本时，我受益于杨的指教。比如我译华兹华斯的老水手的歌时，杨把他译的这首诗寄给我参考。那是一份复印件，却用红蓝两种笔在上面作了几十处修改。同时他有信给我，说明他译这首诗的经验、感受和为什么要不断作这么多的修改，以求得译文更好的效果。他的示范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和杨德豫见面是在1989年5月，在石家庄一次诗歌翻译研讨会上，我们一见如故。在赴京的火车上，我和他交谈，十分投机。这之前，他有一本华兹华斯诗集的译本湖畔诗魂，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已从人文社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他恳切地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我恰恰病了，他说可以等。我建议让我女儿章燕来起草，我来加工修改。他同意，但要我把名字署上。书出版了，序文作者署了我和章燕两个人的名字。这可以说是我和女儿跟杨德豫结成文字之交的开始。1998年4月8日，我请杨德豫到我家中做客。我把卧室兼书房中的书和杂物搬走，在两张沙发间的茶几上铺了桌布，摆上鲜花，迎接他。他来了，我请他坐下，递上清茶，开始畅谈。这年他69岁，近古稀之年，但不显得苍老。杨德豫谈到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恩师赵诏熊教授，这年已93岁高龄。他说赵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学养深厚。一次，一个学生向赵先生请教一个英国文学上的细节，赵先生不假思索地说，你去查一下德莱顿（英国17世纪大作家）的某部著作第几章第几节即可。杨说，赵教授在新中国成立时才44岁，是一个人的黄金岁月。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到来，赵陷于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之中，又忙于为学生批改作业，没有时间写论文，更没有专著出版，因而在学术界知名度不高，是可惋惜的。杨不忘恩师，深感自己受到赵老师的教诲熏陶，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杨也说了他拜访卞之琳先生的情况，说了卞先生当前的工作环境和困难处境。杨对卞老也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从我与杨德豫多年的接触中，我大体了解到他一生命途多舛的遭际。杨德豫大学毕业后由爱国情怀驱使，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参军，把姓名都改了，都改姓江，杨改名为江声。杨是湖南人。长沙岳麓山下湘江西岸的爱晚亭上有一副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有一次我问杨：你这个“江声”的名字是不是来自此联？他笑笑点头。1957年，党号召整风，动员人们向党提意见，叫“大鸣大放”。那时杨正在部队编一个军队的内部刊物，稿子要送审，上面的“长”字号人物都要动手改。有时改得不通，有时改坏了。杨提了意见，说：改动处百分之八十是改好了的，约百分之二十改坏了。由此，还由于他在会上发表的其他意见，他终于被定为“反党”，划为“右派分子”。此前，他已应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朗费罗诗选（朗费罗是美国大诗人惠特曼之前的重要诗人）；人文社还约杨译另两种英语诗歌，但尚未开译。杨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已戴上“右派”帽子的情况向人文社反映了。人文社即与杨所在的广州军区联系，部队回函说，“右派”不得出书。人文社又去函部队，提出：另两本尚未开译，可取消约定，朗费罗诗选已译成，按规定，可以换一个名字出版。部队回函，仍不同意，但留了一个尾巴：如果你们一定要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人文社因有文件根据，心中有数，决定出，但译者署名不能用“江声”，用什么呢？杨决定用自己的本名：杨德豫。于是书就这样出版了。1961年杨“摘帽”，这时他已离开了部队，到了地方的一处农场教书。人文社又约他译了莎士比亚的长篇叙事诗鲁克丽斯受辱记，仍用杨德豫名字。（此诗后来收入人文社版莎士比亚全集中。）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粉碎，全国“右派”问题改正，杨便正式恢复本名。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杨德豫长期供职于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室（后译文室合并于湖南文艺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版诗苑译林丛书，由诗人彭燕郊发起并主持，而这套书的组织、编纂、审定、付印的实际操作者，是杨德豫。这套书从1983年开始面世，1992年杨德豫退休，这套书随即停止出版。十年间，这套书出了51种外国诗歌汉译本，面广质高，在读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作家施蛰存曾在致杨德豫的信中说，这套书“发表的译诗数量，已超过了19181979年所出译诗的总和”。诗人北岛称赞这套书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这套书收入了英、法、德、美、俄、奥地利、智利、印度、黎巴嫩等国最杰出诗人的作品，收入和计划收入下列一流译家的译著：冰心、郑振铎、朱湘、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孙用、冯至、施蛰存、卞之琳、郑敏、罗念生、王佐良、查良铮、绿原、陈敬容、飞白、周煦良、赵瑞蕻、杨苡、申奥、江枫、吕同六、程抱一、林林等。可以看出，杨德豫为这套书付出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对中国的译诗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杨德豫身兼译诗编纂家和诗歌翻译家两重身份。他自己的诗歌译著，上面已提到朗费罗诗选，莎士比亚鲁克丽斯受辱记（后改名贞女劫），华兹华斯湖畔诗魂，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此外还有柯尔律治克丽斯德蓓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后者可以说是杨德豫译诗的代表作或最高成就。杨对所译的诗歌原作，都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译诗集上都有他撰写的前言、序跋或论文，记录了他对原著的学术研究成果。他绝不是“翻译匠”。他之所以能在译著中传达原著的精神，这与他的潜心研究分不开。卞之琳先生曾赞誉杨德豫的译著代表了“中国译诗艺术的成年”；卞先生还说有些英诗汉译“我不如杨德豫”。杨的成就确是实至名归。上世纪90年代，杨德豫停止了翻译工作。我对他说，你还可以翻译呀！他说，不行了，主要是健康情况不允许了。1998年，他以华兹华兹诗选译本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而且按评委投票票数计他是第一名。这成了他一生译诗事业的顶峰。我始终认为，在英诗汉译的成就上，杨德豫首屈一指，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境界。他受到政治迫害，被剥夺译诗权利二十多年，又由于劳改损坏了健康，他过早地搁笔，因而他译诗的数量不多，面不广。我认为他应该是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合格的获奖人，可能由于译著数量少而未能获此荣誉。但他的译著精益求精，质量高，至今还未曾有人超过他的水平！对杨德豫，我是不吝惜称赞的词语的，唯一的原因是：他值！他是译诗天才，也是译诗圣手！杨德豫离我们而去了。我和译诗界的朋友们和广大诗爱者一起，为之同声一哭！亲爱的杨德豫同志，您走好！您的遗译，作为一种典范，将长留在我们和后人的心中！2013年2月2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