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
国学研究-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 一、本文撰写背景（上）房德邻先生在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题为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一文。我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是要对房德邻先生的反驳作出回应。这里有必要做一些背景介绍，主要包括：什么想法促使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展开研究，本文标题中为什么要说“病态学术”，以及除了房德邻先生之外为什么还要与姜广辉先生和钱宗武先生商榷。在我二十余年治学中，对古文尚书的研究是一个不期而遇的“插曲”。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彼此关联的三个部分：（1）通过对部落社会宗教和制度的深入研究，重建人类社会的起源（从动物性群体到人类社会的过渡环节）1。（2）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部落制度基础上的形成以及礼乐制度的构成与功能2。（3）在诗经国风中至少有三十余首比雅、颂诗篇更早的祭祀乐歌，我的工作是借助部落社会和其他古代文明的祭祀仪式和遗俗的经验线索重新认识这些诗篇的本义并证明其性质3。上述第一项工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基础研究，后两项工作则需要对先秦两汉文献的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以往的疑古结论存在问题。真正重要的先秦文献不足十部，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部被划入另册。一部是周礼，另一部是尚书。清代学者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定案”为“伪书”，民国以来的新疑古派又将尧典、舜典、禹贡等今古文尚书共有篇章“定案”为战国时的“赝品”。在上述文献中，制度性内容含量很高。故事容易编造，制度很难“作伪”。这是因为制度性内容有其自在的严密性和维持政权存在、运转以及权力实施的实用性。从这个角度考察，我感到以往的疑古结论似乎过于草率。清代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证伪”被认为是“辨伪学”最重要的成果。那么，一个并不坚实的结论何以“铁案如山”？于是，我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产生浓厚兴趣。我决定改变计划，拿出时间对古文尚书问题作更完整的文献阅读。阅读结果是注意到三个问题：（1）在严格学理意义上，古文尚书的辨伪结论不成立。（2）古文尚书疑案的形成与两汉间党同伐异的今古文之争有直接关系。（3）在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中，贯穿着一种酷吏般强横的气势，包含了过多的捕风捉影，真正缺少的恰恰是确凿的证据。古文尚书的文本质量远好于今文尚书。当刘歆争立古文经时，今文博士把持局面的学阀体制已经形成。刘歆的争立有理有据，他的失败也是情势使然。这是一场强弱悬殊的权势、利禄之争，是被当事者私欲所污染的病态学术局面。学者官僚化，学术官场化，是两汉学术的主要弊端之一。如果没有今文博士对古文尚书及其传人的长期排斥，在两汉历史中也就不会出现古文尚书篇目和流传方面扑朔迷离的悬案。这种学术史中的恶劣学风似乎从未得到客观的评论和反省。阎若璩（16361704）的尚书古文疏证中存在大量无法成立的举证，毛奇龄（16231713）古文尚书冤词已经指出其中许多不合理处。纪昀（17241805）等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对毛奇龄的见解则一概否定：“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4。在阎毛之争充其量是旗鼓相当的情况下5，四库馆臣为什么会有如此分明的评判？此事颇有些唐突、费解。究其原因，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实。（1）乾隆的祖父康熙说过：“阎若璩学问甚优”6。（2）乾隆之父雍正与阎若璩有特殊关系。雍正为太子时，得知阎氏命其子跪迎康熙“恳请御书”7，写信请他入京，设法代求御书。阎氏不顾年老病衰，赶赴京城，被雍正请进府邸，尊为上宾，不日病重辞世。雍正“遣使经纪其丧”，并“亲制挽诗，复为文祭之”，其祭文有：“下笔吐辞，天惊石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8其挽诗有：“一万卷书维子读，三千里路为余来。”9由于两代满清最高统治者对阎若璩的推崇、表彰，阎毛之争的天平发生不可逆转的倾斜。随阎若璩继续“证伪”古文尚书（包括孔传）者趋之若鹜，如顾栋高（16791759）的尚书质疑，程廷祚（16911767）的晚书订疑，惠栋（16971758）的古文尚书考，江声（17211799）的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17221797）的尚书后案，戴震（17231777）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段玉裁（17241815）的古文尚书撰异，宋鉴（17271790）的尚书考辨，钱大昕（17281804）的阎先生若璩传，崔述（17401816）的古文尚书辨伪，孙星衍（17531818）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1794-1857）的书古微，丁晏（17941875）的尚书馀论等等。对阎若璩提出正面反驳者，一时之间后继乏人。按上述学者几乎囊括乾嘉学术中的翘楚人物。四库馆臣是阎非毛的评判，是同一个过程的同一个结果。乾隆是编纂四库全书最高主持者，其进程由他一手掌控。乾隆之父（雍正）和祖父（康熙）对阎若璩的表彰（学问甚优、一字无假）已经为四库馆臣定下评判基调，他们别无选择。在四库总目提要（二十余处提及此事）中存在一个协调一致的统一口径，四库馆臣多次直接出面代阎若璩反驳毛奇龄。四库全书尚书考异提要说：“国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出，条分缕析，益无疑义，论者不能复置一词。”四库总目提要在尚书类文献总论部分说：“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这是对古文尚书的“定案”。四库总目提要庙制考议径称“伪古文尚书”。崔述弟子陈履和为崔氏古文尚书辨伪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10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学术之外的混浊成分污染进来。又是一场不清不楚的病态学术闹剧。与此相呼应，上述学者的“辨伪”并没有在阎若璩基础上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只是出现更多的捕风捉影。三百年来疑古之风一脉相承，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证伪”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起点。此后，更多古文献被判定为“伪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被“缩短”。那么，这些经典古文献实际上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从一个或然性起点上说，如果尧典、舜典、禹贡等尚书篇章是真史料，则这些篇章保留了中国文明形成期的一些重要历史，记录了一个伟大文明开创者们极具创造性的、非凡的开创历程，记录了之所以会有中国这个概念和这个实体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果周礼是西周王朝制订并推行过的官制法典，则这部文献在中国古史研究中便具有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古文尚书亦作如是观。疑古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分辨古代史料的真伪，五四新文化人的“整理国故”又与“打倒孔家店”的非学术性诉求有着不解之缘。这是又一个新的学术污染成分。这里有必要强调，对学术研究只应该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方法的是否有效、结论的是否为真。古史辨者由此开始对古文献的大范围证伪。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由于他们处理史料这样地不审慎，手里又拿着古人好造谣的法宝，所以所至皆破，无坚不摧！”11基于上述读书观感，我认为有必要对疑古学派的理论、方法、证据、证明步骤和主要结论进行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重新甄别。所有这些“疑古”研究及其结论均以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为其釜底之薪，因此我决定对古文尚书做一番专题研究。我从2003年正面接触古文尚书问题，包括阅读相关文献，考察先秦两汉文献对古文尚书的引文情况，对今古文尚书和一些参照文献的字频分析，辑录今古文尚书于汉唐之间流传情况的相关史料。这是一个“自向证明”过程。我的基本态度是：古文尚书可能真，也可能伪，具体如何，要由文献中的相关事实来决定。我的分析结论是：“作伪”难度达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然后开始针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正面研究。先在发表长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2005），再将其扩充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二、本文撰写背景（下）在清代，也有一些学人对古文尚书“定案”持不同见解，其人数不多，但不绝如缕。近些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古文尚书的“定案”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具体如：台湾学者王保德先生的两篇长文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和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12，黄肃先生的梅赜尚书古文真伪管见13，刘建国先生的古文尚书伪书辨正14，杨善群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系列文章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和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等15，离扬先生的长文尚书辑佚辩证16。杨朝明先生的说说那部著名的伪书17，郑杰文先生的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18，丁鼎先生的“伪古文尚书案”平议19等。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战国时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尚书相关内容的对勘，提出了同样见解。如郭沂先生依据简本缁衣（郭店楚墓竹简和战国楚竹书）所引多条古文尚书的文字认为：“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20吕绍纲先生则认为：“郭店简本缁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陈三篇4条古文尚书，从中多少能看出一点问题。至少，阎若璩的结论从此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不可以讨论了。清人关于晚出古文尚书乃东晋人伪作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仍可以再作讨论。”21刘义峰先生在也谈郭店楚简引书问题一文中通过文献对比，认为：所谓古文尚书剽窃先秦引文成书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古文尚书来自先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阎毛之争原本是学人之间的讨论，这很正常。史料甄别固然繁琐艰深，但并不是一件非人力所能做好的工作。通过学人之间在学理范畴内的正常讨论，通过彼此修正对方的见解，可以逐渐进入审慎、客观和严谨的学术正道。什么是捕风捉影，什么是有的放矢，什么样的工作足以支持一个坚实的结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后退一步，在存疑的同时留下探索余地。学术进取需要一个干净的空间。至少在阎毛之争的当时，古文尚书真伪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一项有可能被做好的研究工作。但是，当“朝廷早有定论”的污染因素进入学术，原本尚属正常的学术讨论随即改变状态。在“打倒孔家店”的非学术性诉求支配下，“朝廷早有定论”的古文尚书证伪被乔装为具有大无畏学术勇气的重大科学成就，被拿来作为古史辨运动的主要理论支撑物。这样的学术局面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片高分贝捕风捉影的呐喊很容易将许多人搞糊涂，由此引发矮人观场的效应，还有世代相传、挥之不去的思维惰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一些学者重新提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这是迟早总要发生的学术走向。它表明中国学者有能力发现并解决我们自己的学术问题。如果没有发生，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既然讨论已经开始，就有必要在严格的学理层面和学术规范中去推动研究的进展。令人遗憾的是，持相反见解的学者之间目前还缺少在关键问题上的正面讨论。比如，我的文章阎若璩<疏证>伪证考于2005年初发在的首页，直到当年年底，我才看到一篇有些迂回曲折的反驳文章。题目是<梅氏书平>与丁若镛<尚书>学，署名钱宗武，刘绪义，是由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我的文章是对尚书古文疏证主要举证的甄别，结论是阎若璩的研究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在钱宗武先生的反驳文章中，有不足千字直接涉及我的文章。并在只涉及90字的情况下，否定我的全文（六万余字）。这在学术规范上很成问题。钱文主旨是“巩固疏证的辨伪成就”。其论证思路：阎若璩的研究确有缺陷，朝鲜学者丁若镛（17621836）的梅氏书平超越了尚书古文疏证并足以支持其结论。这是用丁若镛的论证来反驳我的文章。我很快写出回应<尚书>专家钱宗武一文（三万余字），甄别钱文中提到丁若镛的举证，结论是无一条确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