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试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国学研究-从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说起试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文物不会说话，却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引领人们探寻消逝在历史长河里的曾经与过往。兼具中外文化特色的三星堆文物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巴蜀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30多年前的惊叹尚未消失，三星堆又有新的惊喜。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现六个新的器物坑，出土文物500余件，包括目前国内最大的大口尊、国内同时期最大的金面具、国内唯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圆口方体铜尊、器型独特的顶尊跪坐人像。其中，三、四号坑中3000多年前疑似丝绸痕迹的发现尤为重要，如果经检测确为丝绸，意味着早在西元前1000多年前古蜀人便已开始使用丝绸，可为南方丝绸之路最早开辟于先秦时期提供可靠物证。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或集中于对巴蜀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历史以及文化特征的考察，或对巴蜀地区考古器物、特定阶段的文化进行研究，或对巴蜀地区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尽管目前已有众多学者认为巴蜀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特点，但多是从三星堆考古发掘与外来文明谈起，而专门探讨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文化交融的研究尚不多。拙著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2020年1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恰赶在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现公布前夕，不是为了抢热点，实因笔者多年来兴趣所在。我在该书中使用了包括出土考古资料在内的大量文献资料，将古代巴蜀文明置于整个欧亚大陆板块文明体系之中，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明交流过往。试借此机会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二，并就教于方家。学术界通常将古代从四川经云南出域外，至东南亚、缅甸、印度、阿富汗、中亚、西亚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交通线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巴蜀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史记所记“蜀身毒道”存在的时间并非停留于正史的文字记载，从考古实物以及逻辑推理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便有这样一条道路连接巴蜀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域外地区。由于巴蜀地区一直以来没有发现汉代以前的丝绸文物，故学界普遍以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出使西域见到的蜀物为依据，而对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情况仍持有怀疑，但此次三星堆出土的疑似丝绸的痕迹如果能得到确认，则将为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最为可靠的证据。“支那”（Cna）语源问题曾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最早记录“支那”名号为印度古文献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政事论之“Cna”，皆指称中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印度文献之“Cna”进入中、印译经者视域，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研究历史。汉译佛经音译“Cna”为“支那”，亦有“震旦”“振旦”“真丹”“真旦”“至那”“脂那”“振那”等异译。此外，“Cna”还有“秦”“汉”“晋”以及“思维发达”等意译。此为中西交通史家探讨之热点，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对“支那”的语源分歧令人叹为观止，计有“秦”“汉”“瓷器”“日南”“滇”“羌”“丝国”“荆”“成都”“齐”“姬”“苗语”“傣语”“长安”“晋”等异说，林林总总，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通过音韵学的知识，考察文献，认为“支那”（Cna）的语源为成都。“支那”（Cna）本是梵文语词，最早记载于西元前4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大臣Kautlya的政事论。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梵文“Cna”之词根“C”与“丝”为同源，因此“Cna”即是产丝之地。如果能证明古蜀蚕桑业历史甚早，且蜀丝在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政事论成书时代即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那么“支那”为成都一说则更加可靠。古蜀蚕桑养殖业历史悠久，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民俗神话，亦或是考古文物，皆将其历史推及先秦乃至更早时期。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国先王名“蚕丛”，而任乃强蚕丛考认为“蚕丛”即“蚕簇”。“蚕簇”即聚蚕饲养之法，是原始人类的一大发明。说文即谓“蜀，葵中蚕也”，“蜀”之本意即为“蚕”。野蚕性不群聚，故“蜀”亦引申为“独”（獨）。后世人工改良蚕种，则新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早在蚕丛氏之甚古年代，即已发明了蚕桑技术，改良独居之野蚕，使之丛聚而生，故曰“蚕丛氏”。岷江河谷地带至今犹多野蚕，此其证也。另，养蚕为古蜀先民所创，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历史学家大多认同“西陵”在蜀西之境，嫘祖即蚕桑之祖。罗泌路史曰：“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认为此“西陵”为陇西川甘岷山一带，正与蚕丛氏所居之地吻合，桑蚕养殖业发源于岷江流域于史有征。此外，五代前蜀冯鉴续事始蜀蚕市条引仙传拾遗曰：“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每年春置蚕市也。”古蜀之先民追根溯祖，认发明了家蚕养殖的蚕丛氏为氏族部落之先，即以蚕丛氏为古蜀文化始祖，这个氏族靠饲养家蚕而声名远播，闻名于世。蜀地一直存在与蚕桑有关的神话传说，蜀图经记有蜀女化蚕为蚕之始，是为蚕女马头娘，蜀地至今仍有奉祀。蜀地蚕农至今犹祀青衣神，此神即为教民养蚕之蚕丛氏。此外，四川大凉山地区有一支“布良米”藏族，“布良米”意为吃蚕虫的人，吃蛹之外，他们亦抽丝织绸；甘洛藏族有称“耳苏”者，同样以吃蛹为主，另外亦打线织绸，此一地区之藏族与“蚕丛氏”皆为氐羌别支，此当为远古“蚕丛氏”部落流风之遗存。三星堆考古出土的金虎形饰，为弯曲的蚕体，兼具虎与蚕之特征，而那件青铜龙虎尊的虎首也兼具虎与蚕的特征，另外，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所展现的华丽衣裳，也足以说明商代蜀地丝绸业的发达。此外，1965年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一件带采桑纹饰的战国铜壶，画面桑株排列有序，15名采桑女分工协作，已是采桑养蚕的真实生活写照。另外，近期三星堆出土的3000多年前疑似丝绸的痕迹若能得到确证的话，那么巴蜀蚕桑养殖业的悠久历史则可以再次得到印证。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西元前4世纪）时发现许多中国丝绸。有学者即认为亚历山大城出土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经滇缅道（南方丝绸之路）运至印巴次大陆，再辗转传至中亚。据华阳国志所载，约西元前400年前后，开明九世移都“成都”，中原正为战国时期，与古印度成书于西元前4世纪的摩诃婆罗多和西元前3世纪的政事论所记“Cna”时代也正契合。那么彼时的“成都”极可能因盛产蚕丝而声名远播，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至印度而凝固为印度古文献所记之“Cna”。在这条先秦便已畅通的南方丝绸之路上，蜀地丝绸一路南销至南亚、乃至中亚地区的历史印迹即清晰可见。地域间交流互动的愿景是无可阻挡的，蜀地丝绸的外传，表明古蜀人不仅具有与域外文明互融互通的愿望，而且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路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还出土大量海贝、象牙制品，学界普遍认为这些遗物并非土产，而是来自南亚地区。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在古老的“滇越”之地，繁盛的象群催生着象牙产业的繁荣，象牙及其制品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山水桥梁经过商贩的肩膀和马匹一路辗转向西北贩运至富庶的成都平原，作为珍贵祭品瘗埋于泥土之下。此外，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域，近年考古遗址多有海贝出土，一枚轻灵的海贝足以洞隐烛微，牵动考古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无限遐想和各种猜测。拭去千年封存的尘埃，经过打磨雕琢的精致海贝依然熠熠生辉，闪耀着那段神秘的过往。一枚海贝或许可以打破地域的阻隔，将中国西南与遥远的印度洋联结成一地域整体。沉睡在三星堆遗址坑和四川其他地区遗址和墓葬中的海贝与云南地区以及印度哈拉帕文化遗迹中出土的海贝材质相同、形制一致，这些海贝主要是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无疑是古籍所载之贝币。这些贝币不是巴蜀以及云南地区的土产，深海白色海贝，通过古“蜀身毒道”，从印度洋北部地区特别是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沿海地区引入而来。成都平原考古遗址中的贝币正是印度洋地区南亚诸国与巴蜀对外经贸交流的国际流通货币实证。历史再一次证明古代巴蜀再也不是想象的封闭内文化圈，一个开放的、积极与外界交流的古国形象已展现于世。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既包括“形而下”的物质文化，又包括“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巴蜀的丝绸、邛杖、茶叶、井盐等本土物产向南传播到南亚地区，而南亚的茉莉、象牙、海贝、琥珀等也以别样的魅力传入巴蜀地区，两地在你来我往的物产贸易中加强联系，促进彼此物质文化的丰富和提升。早期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积极主动传播至巴蜀，影响巴蜀先民的价值理念和内心信仰，产生于巴蜀的道教广泛吸收佛教的理论和教规教仪，逐渐凝炼成特色鲜明的本土宗教，成熟的道教又向南传播回流，融合凝固为印度密宗，一来一往，见证文化传播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古代巴蜀与南亚在语言文学艺术上亦有隐秘渊源，巴山蜀水孕育出的诗人李白的诗作中常出现与佛教有关的意象，而巴蜀地区古老彝文似也与印度婆罗米文字有一定渊源。物质贸易向来被认为是古代不同地域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主要载体，在正史记载中，邛竹杖是古代巴蜀乃至古代中国与域外物质交流的最早载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早在张骞之前，蜀布与邛竹杖即成为巴蜀文化沟通域外的重要历史信物。张骞的报告虽然简略，但却见证了人类早期不同区域之间物质贸易交流的真实历史场景，因而成为上古巴蜀与外界交流互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大量文献材料的梳理，我们推断邛竹杖原产地为川西邛崃山脉，而此一地区至今尚多邛竹杖工艺产业。邛竹杖是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蜀地特产，在张骞以前的遥远时代即通过横断山脉的千沟万壑，搭载着商旅的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向印缅地区，越过印度河和恒河，到达大夏国，融入中亚人的生活，成为蜀地与南亚、中亚物质交流的重要历史凭证。茉莉自西汉初年进入中国典籍，旋即受宠于文人学士和普通民众，成为香花魁首，其倩姿靓影常在文人歌赋中飘然而过。茉莉初入中土，文献典籍有“末利”“抹厉”“抹利”“没利”“末丽”等同音异形不同记写，此正是外来语词初译时期汉字记音之特性。此外，文献尚有“素馨”“耶悉茗”等记载。翻检中外文献，域外“耶悉茗”为种属意义之总称，五代南汉以后华化意译“耶悉茗”为“素馨”，后“素馨”与茉莉名称所指，各有所职，花尖瓣细瘦者为“素馨”，花圆瓣者为茉莉。茉莉原产印度，经过数千年的传播，茉莉已移植于东南亚诸国及中国广大区域，越南、柬埔寨地区的茉莉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辗转传入巴蜀。巴蜀地区气候温润、夏季炎热多雨，其地理环境适宜茉莉生长繁殖。茉莉在巴山蜀水的沃土间扎根繁衍，以其独特的花香与茶不经意间相遇，一经融合，并留存于巴蜀茶客的味蕾深处，成为再也挥之不去的幽幽茶香记忆。一朵纯色不染纤尘的茉莉翻越千山万水，跨峡谷，穿平原，最后根植于巴蜀土壤，开出洁白芬芳的花朵，茉莉花以其素雅与芬芳邂逅巴蜀绿茶，成为巴蜀地区花茶之冠，留香唇齿，最为饮茶者钟情。同时，巴蜀地区的茶饮风俗亦随着人口的流动和边境贸易的展开而向南传播，经过滇缅，到达印度。巴蜀茶叶南传，既带动沿线地区茶叶的种植与贸易，又促使当地产生与茶有关的种种文化和风俗。在缅甸，当地有将生茶腌制成酸味制品，并加入辅料以佐餐的吃茶习俗，此一古风，正与张辑广雅所载巴蜀食茶古俗相合。今日巴蜀已很难再见这种食茶之俗，但这种古老风俗一经传播，即与当地民俗相融合，保存在居民的饮食习惯之中。在印度，其东北阿萨姆地区早前借鉴了来自中国的茶叶种植技艺，培育出名噪一时的印度红茶，当地居民亦产生了浓厚的茶饮习惯。秦灭巴蜀后，西元前311年，蜀守张若主持修筑成都城，营建宫舍，设置盐官并负责盐税，盐铁业遂在成都地区广泛开展且为中央政权所专控。由盐铁业而来的食盐生产开发在巴蜀亦甚为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