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故事与经典

国学研究-故事与经典 历史故事与经典对举对证，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文章形态。韩非子喻老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分别代表了历史故事与经典对举的三种形态：韩非子喻老代表的是“为我所用”型，其中的故事叙述甚至所引经典都被有意改造和引导，用以暗证和呈现自家学说；韩诗外传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释经典”型，所引用的历史故事是为了阐释经典。以上两种形态，前人多有论述，而至于第三种形态则鲜有论及：即淮南子道应训所代表“模糊弥合”型，历史故事与经典语录均以相对独立状态存在，在模糊弥合和对举中实现对故事、经典的双重改造，产生以本统末、兼收并蓄的文章效果。关于韩非子喻老的性质曾有争论，梁启超等人认为本篇是以历史故事解老的作品。但是考察作品能够看出，本篇实是借历史故事和老子语录为法家思想张本。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第一，在议论中对老子本义进行偏引，有意将经典引向自我理论阐发。如：“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作者认为欲望会导致邦亡身死，因而他劝解知足止欲，以使国存身生，从而达霸王富贵之目的，这与老子本义偏差很大，是偏引经典。第二，概念嫁接。作者以具有法家内涵的概念与老子概念进行嫁接，从而展现法家理念。如“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一段，其中“重”“轻”等几个关键概念，都被赋予典型的法家特征。第三种：偷换概念、暗度陈仓。在看似不经意间暗改老子原文，从而引向自家理论。如“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便是对老子“轻则失根，躁则失君”（26章）的暗改。另外，还有“偷加概念、暗赋新意”“对故事主旨、老子理论进行偏引”等方式。这些都是本篇实为借历史故事与经典为自家理论张本的证据，其所代表的是“为我所用”型。至于韩诗外传，也曾有“用诗说”与“解诗说”之争。但考察之下，“解诗说”更近情理。本书有近半段落是以“议论+诗曰”形式呈现，这类段落议论都是为解诗而为。而仍有近半段落以“历史故事+诗曰”形式呈现，这类章节同样也贯穿了作者的解诗理念，意图通过故事叙述阐发儒家经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故事和诗经之间的这种关联，有时是比较直接的，故事主旨直接对应诗句的本义。有时则不十分直接，需要进行一定引申，使故事隐藏的理念和诗句的理念进行对接。如“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诗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一段，故事与诗句的关联显然已不是停留在“我心则忧”这一字面与婴的忧虑上。更为深层的关联在于：两者都是女性，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以国是为重的典范。所以，韩诗外传所代表的是“以故事解释经典”型。至于淮南子道应训，杨树达曾说：“此篇体裁全效韩非喻老篇。”其行文形式确实相近，但是本质却不同。淮南子道应训的主要行文形式是“故事叙述+故老子曰”。其中故事叙述主要袭自前代文献的段落占61%。除此之外，“故事+议论+故老子曰”形式的17章占30%，但其中10章其“议论”部分实为袭自前代。所以，本篇袭用前代文献的特征十分突出，作者较少新加议论，而是以故事和经典语录进行直接对接。通过与其他文献对比还可以看出，其故事叙述以照搬为主，很少进行目的性修改。其完整而详尽，说明其对议论的依附性已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叙事在整个段落中已十分抢眼，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主导地位。由于淮南子道应训故事叙述的独立，故事与经典在对证的吻合程度上自然地出现了参差：有的吻合较好；而有的吻合程度较差。如“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府库分人”段。这则故事以及议论均袭自吕氏春秋分职，故事之后的议论是：“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批评的是白公的愚昧、愚蠢行径，并没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也较好地扣合了文首主旨，但所引经典却是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也”。两者其实主要是字面关联：白公胜“不能以府库分人”府库饱满和“持而盈之”的关联，以及“（叶公）十有九日而擒白公”的白公失败与“不可长保也”的关联。但是，深入一步至内涵，两者却存在明显龃龉：白公失败、叶公胜利的关键在于是否把战利品（府库）用以“予众”“赋民”，故事承载更多的是重民思想，而府库的盈满与否并不是胜败的关键。但必须承认，这种龃龉并不十分影响对两者互证的认同。这种模糊弥合看似松散，实则拙中藏巧，能产生更为广泛的文学效果：首先，使相对独立的故事承载多样的主旨内涵和思想。娓娓道来的完整故事本身就是极好的案例和教材，其中蕴含的多种思想和哲理会相对独立地传递出来。在与老子语录对应中，故事的某种内涵与主旨会凸显，但故事的其他内涵也不会被完全掩盖。其次，使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理论落地、具体化，同时潜移默化地对老子理论的认识与理解产生影响。模糊弥合中的老子理论，显然与原始之义不同，其广泛容纳了各种家派思想。作者使故事和老子语录都处于一种相对开放和独立的状态，在看似简单的对应中实现对故事的理论提示，同时也实现对老子理论潜移默化的改造与扩容。故事与经典对应取的是二者的合集而非交集。其目的不在于像韩诗外传一样以故事印证老子，也不在于像韩非子喻老一样以老子对证故事，而是借助故事与经典对应所产生的权威性，在模糊弥合中实现对各家、各种思想的融合。这正是淮南子道应训的创作目的所在，也是淮南子作为杂家的真正内涵。与韩非子喻老代表的“为我所用”型、韩诗外传代表的“以故事解释经典”型相比，淮南子道应训呈现的是“模糊弥合”。三种类型各有特征，但相比之下第三种类型确实显得更加巧妙、更具涵容力。（作者系大连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