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史海钩沉：明代科举中的同等学力

国学研究-史海钩沉明代科举中的“同等学力” 科举考试图明史选举志里有两段话容易使人们对明代科举全貌产生一些误解。第一段话是：“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这段话的后面一句是对的，因为明朝任官有多种途径，通常说是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员也为一途，这叫“三途并用”。但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却有问题，那就是科举未必“必由”学校。有资格参加明代科举第一层级“科试”的有两种人，一是在府、州、县各级官学读书的“生员”，所谓“科举必由学校”，指的是他们；二是儒士，他们“未必”由学校，大略相当于“同等学力”者。第二段话是：“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这句话反映了“三场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员一并参加乡试的事实，问题出在“间收一二异敏”。由于这两段话，加上学校的生员是明代科举考试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来人们对于以“同等学力”参加科举的“儒士”的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计，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说，由于“充场儒士”的事实存在，使得明代的科举“必由学校”之说并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场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在人数和影响上微不足道。郭培贵教授根据福建通志对明代福建举人身份的记载，统计出福建的举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志远教授关于乡试举人大约30取1的推测，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学力”参加乡试的“充场儒士”应该有七八千人次。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学士陈循在给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说：江西每当“大比之年”，除学校出身的“生员”之外，“同等学力”的儒士参加乡试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实录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说的仅“一二异敏”。当时的江西有七十多个县，泰和为科举大县，其他县以十分之一计算，全省每次参加乡试的儒士可达七八百人，这是通过了三场“科考”取得“同等学力”的“充场儒士”，未通过科考的儒士数量更加巨大。那么，“充场儒士”的“同等学力”是怎么取得的？这里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被当地知识界特别是官府认定是“儒士”，即有学问。这个条件是“软指标”，人情的因素比较多。第二，要通过科举的第一层级“科考”，这个条件是“硬指标”。明朝“科考”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而设置并完备的。开始由各官学所在的府、州、县主官负责，听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统元年，在各省增设按察副使或佥事，称“提学宪臣”，简称“提学”；到弘治十八年，规定立“三等簿”考核学生，标志着“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体做法是：各省提学在三年的任期内，要在全省的官学生员中进行两次“统考”，第一次叫“岁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岁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员，才可以参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获得第一二等（总共也是六等）的生员，才能获得乡试的资格。“儒士”们要获得乡试的资格即“同等学力”，不需要参加“岁考”，但必须参加“科考”。考什么？明史选举志说是“三场并通”。哪“三场”？没有说。但根据乡试、会试的情况可以推测科考的情况。明代的乡试、会试都分三场进行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一、“四书义”，有三道题，每题答二百字以上。二、“经义”，有四道题，每题答三百字以上；如果来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题。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对四书五经及各家注疏，特别是朱熹注释的熟悉程度，有标准答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客观题”或“基础知识”的考试。第二场考的是：一、论一题，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语，也就是批示，共五条。三、代拟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场考试是考核考生的从政能力。第三场考的是：经、史、时务策，共五道题，可选三题作答。这场考的是考生对于时务和国家政策的见解。“科考”所考的，应该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三场考试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可以以“充场儒士”，也就是和通过科考的生员们的“同等学力”，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在当时，由于重视“在校”的资格，对于“同等学力”是有歧视的。陈循在说到江西“大比之年”每县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时指出：一些学校出身的官员对“儒士”有成见，甚至“恶之如粪土”。陈循自己也出身于学校，而且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书的话，“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话，“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认为无论来自学校还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场，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的儒士。陈循特别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县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大学士杨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庐陵县学训导，由吏部试用，后为一代名臣。而永乐十九年廷试第一的状元曾鹤龄，则是以儒士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陈循举的这两个例子，杨士奇是以“儒士”选官（关于这类“儒士”，笔者当另文讨论），而不是“科举”儒士。曾鹤龄则是典型的“科举”儒士，先在永乐三年江西乡试中中举，后在永乐十九年的会试中名列第二，经廷试而为状元。（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7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君墓碑铭）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过科举高中会元、状元，为非学校出身的“同等学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个曾鹤龄。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华廷参加科考并高中状元，后来官居南京吏部尚书（徐咸西园杂记），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儿子王守仁，号阳明，被称为明代气节、学术、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邹守益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后来师从王阳明，被黄宗羲称为“江右王门”第一人，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位出身“同等学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学府。广东南海县一直以本县在明代出了四位“会元”而自豪。这四位会元分别是伦文叙、伦以训父子，梁储、霍韬。其中，伦文叙和霍韬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过科举为会元的。广东通志惊呼：“伦文叙、霍韬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为异！”伦文叙不仅是会试的会元，还是廷试的状元；霍韬则官至礼部尚书，为嘉靖时期的名臣。当然，以“充场儒士”的身份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勋的，还得推谭纶。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沈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书无所不窥。然时喜道家言，而志闲闲而气阗阗。嘉靖癸卯以儒士举于乡，登甲辰进士。”虽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谭纶却以军功和韬略著名，屡建奇功。他先后担任福建巡抚、两广总督，率领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三大总兵剿灭东南沿海倭寇；继为蓟辽保定总督，与戚继光练兵蓟镇，防御北方蒙古诸部，时称“谭戚”。不过，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场的科举考试却更加讲究“学校”出身而歧视“同等学力”，致使人才培养、人才选拔的路子变得更加狭窄，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闭、式微和败亡的命运。（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