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进与退的智慧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文人进与退的智慧【摘要】儒家与道家“入世”和“出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两难的选择固然令文人无奈与悲衰，但在艰难的抉择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的超凡的智慧。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政治目标和最高的人生境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与道家“入世”与“出世”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既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人在人生道路上，在两难选择的十字路口的一种悲哀和无奈，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人在“进”与“退”的人生旅途中显现的超凡的智慧。 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文化思想，它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现实生活的人们面对生活的艰难和坎坷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诸如屈原的上下求索，李白的自信人生，苏轼的豪迈奔放，孔明的死而后已都是儒家思想的最好表现。孔子的积极人生观告诉我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更是一种智慧，命运与机会常常青睐于那些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进”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厥功甚伟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握好得与失的关系，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你有可能会得到荣华富贵，有可能会得到鲜花掌声，但一定要记住，随之而来的是，亦可能是灾难。因此，居功自傲之人往往不善而终，结局可怜。勾践灭吴后，文种认为“摘桃子”的时候到了，范蠡说：“勾践其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可文种不听劝告，最终被勾践赐死，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所以入世之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应该保持谦卑平和的心态。张良与诸葛亮等做得尤为之好，在他们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前后，都是谦卑与平和的，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智慧。而韩信更是功高盖主，可最终却是被刘邦杀掉的第一个功臣。成功，不能以伤害别人为代价，因为中国人有“枪打出头鸟”的普遍心态，凡是优秀的人往往是别人非议和攻击的对象，击垮了优秀的人，人们才有一种成就感和超越感，才有一种满足。所以明智者往往能正视这种人的劣根。 此时，我们就可以说，“进”的智慧是，不要自以为是的居功自恃，应该用谦卑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成就，千万别拿自己的成功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千万别拿自己的成功当作伤害别人的理由。 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许多文人无法自保，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是大众化情结，即民众情结。文人出生的士人，更多的是考虑下层社会的利益，有着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但他们却不能找到或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因此常常受到非议和排挤，如杜甫、白居易等。当文人的政治观和其他政治观一旦发生碰撞，败走的就往往是这些文人政客，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只得远离政治，憎恨政治，并由此产生了与儒家哲学相反的隐士哲学。 在入世思想的影响下，文人的政治目标在追求的过程中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乃至君主集团的利益，这种时候，败走就成了文人政客最终的悲哀宿命。此时，文人们只得选择退隐山林，寻找他们冷漠的人生终归，他们对政治的背叛并不是无情的，而是无奈的。他们远离政治纷争，与山间明月为友，与石上清泉为伴，或登高望远，或临溪汲水，或仰望长空，或低酌浅饮他们在这种悠闲宁静的生活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其实，这种出世的选择是文人们不愿意的，他们宁愿跻身于朝堂之上去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也不愿意归隐山林，孤独一世，清平一生。所以，出世是文人无奈的选择，也是文人悲哀的宿命。从文人的出世中，我们不能只看到文人的悲哀和痛苦，还应该看到文人超脱的智慧，那就是，他们既保全了自身，又选择了自由的个性。所以李白能够狂妄地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也能够低吟“自古圣贤皆寂寞”。包括李白在内的文人都明白，选择政治就只能冺灭个性，退隐山林也只能清贫一世。他们不愿意选择第二步，而这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们想入世为官，身居要职，他们想为民请愿，为国8 出力，但他们几乎都是政治文盲。他们秉天而行的性格，只能让他们在政治纷争中步履维艰，进退维谷，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于是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退却就是一种超凡的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中国文人的自然天性，也成就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辉煌。 李白，在他的悲歌一诗中这样写道：“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悲来乎？悲来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虚名拨向身之外，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 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中，我们看到了仰天大笑的豪者，采菊东篱的闲者，独钓寒江的适者，感慨流水的智者，感叹命运的明者文人们用这种方式荡涤尘世的污垢，洗濯心灵的铅华，还原灵魂的本真，他们不甘愿选择政治，泯灭个性，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回归到自然当中。他们吟诗作赋，他们对酒当歌，此时的文人去掉了“另我”伪装，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在这种“还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真的智慧，回归真实的自我本身，回归自然的原始心态，那才是大智慧下的真正的人生。如竹林之七贤，扬州之八怪，南山之陶潜，南阳之卧龙我们可以说，出世的智慧是一种明智的退却。 “出世”与“入世”是古代文人的政治性格使然和自然性格使然，不管文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是劳苦奔波，还是疲于奔命；也不管文人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是悠闲自得还是怡然自乐，懂得如何把握好进与退的分寸，懂得如何把握好得与失的度，懂得如何把握好政治性格与自然性格的关系，那才是关键。文人面对“入世“时太固守于不合适宜的个性，太过于坚守着某种不合适宜原则，不懂得变通而屡屡失败。但当他们一旦面对山林，倾听鸟鸣，目睹花开花谢之时，他们的个性就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他们也就坦然了。他们也明白人生乱世，沉浮不定，祸福无常，生死不虞，何不做随波逐流的纷纶之客而任其自然呢？又何必在入世的纷争中将苦苦的挣扎当作人生的本质呢？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最自然的天性。 明智者当知进退之由，切勿功高震主，引祸上身，当知名成身退，明哲保身。这看似“无为“，实则”有为“。这正如草木枯荣，生物繁衍，皆为正常之象。然秦之李斯，汉之韩信，唐之陆机皆没真正理解功成身退之意境。真正的文人政客如范子、张良、刘基进可辅国，退可保身，既能入世，又能隐世，实为明智者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