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五个特点解析

安徽地域文化五个特点解析省文史馆项目组安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省域，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有必要找出它相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富有个性的特点。为此，我们在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时，从发展趋势、发展路径、发展内因、学术取向、影响时空五个方面进行审察，反复推敲，认为安徽地域文化有如下五个特点：第一，三大亚文化区域之间差异和趋同共存安徽地域文化可分为处于淮河流域的涡淮文化、处于长江流域的皖江文化和处于新安江流域的徽州文化等三个亚文化区域。三个亚文化区域在饮食、民居、民风民俗、方言、地方戏曲和信仰方面，都很不相同。在学术文化领域，涡淮文化中，主导的是道家思想；徽州文化、皖江文化中，主导的则是儒家文化。三大亚文化区域的差异性，使安徽文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三个区域的文化也有趋同性。如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思想，不仅流传于淮河流域，也在徽州和皖江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安理学先哲的程大昌，就是融合儒家思想和老子学说构建其思想体系的；皖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戴名世，就是从道家思想得到启示，并吸收道家的“精”、“气”、“神”概念以论文的；姚鼐所著的老子章义和庄子章义不仅开了桐城派诸子学的研究之风，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姚鼐与戴震虽然学术上有争论，甚至成为乾嘉时期汉宋学之争的主角，但姚鼐提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交相为用的论文主张时，与戴震所说的“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就很接近。而在道家思想发源地的淮河流域，到宋代，儒学也开始兴起，由颍州知州蔡齐奏请始建、经晏殊续修和欧阳修扩建的西湖书院，俨然成了淮北地区的儒学中心。第二，在发展中呈现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安徽的文化重心首先出现在涡淮流域。春秋时代，在涡淮流域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学术文化，产生了管子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先秦诸子学时代。随后产生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道家思想在淮河流域经过西汉的淮南子，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基础。由于长期战乱和灾荒，涡淮流域逐渐不再成为安徽文化的重心。五代、宋初，在老子故里出现的道教学者陈抟和在守颍州时为振兴淮上文化做出很大努力的欧阳修，也未能使涡淮文化重新繁荣。隋唐时代，较少受到战乱冲击的皖江地区成为安徽的文化重心。不过，由于此时的皖江地区远离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缺乏激发文化要素全面发展的动因，只有宗教和文学为人们所瞩目。从南宋一直到清代中叶，安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徽州地区。新安理学、皖派朴学的兴起和教育、天文历算、医学、绘画、建筑、雕刻等等的繁荣，组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徽州文化，或曰新安文化。明清之际到清中叶，安徽的文化重心出现了向皖江地区回归的倾向，并在清朝中期出现了皖江文化与徽州文化“双峰”并峙的局面。以方以智为首的方氏家族在哲学和科技方面的成就，以钱澄之为代表的“遗民”文学和学术成就、梅氏家族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桐城文派的兴起，是这一倾向的突出表现。第三，“通变”成为安徽文化长期延续的重要内在因素“通变”精神首先表现于涡淮文化。涡淮流域诞生的道家学说，从老子经文子、庄子到西汉的刘安，不同时期的每个代表人物都既有继承，又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发展。其次，表现于徽州文化。南宋之后，徽州新安理学、皖派朴学和“经世”思想此起彼伏。当一个学派的末流使其派别的学术弊端充分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学者企图起衰振弊，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学术主张。朴学便是为补救理学空谈性理而兴起的，“经世”主张也有改变朴学沉溺繁琐考据而避免学术脱离实际的目的。再次，还表现于皖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桐城派代表人物那里，古文理论与古文创作并不完全一致。即就“桐城三祖”而言，他们在思想上虽然表现有恪守程朱的保守倾向，但在古文理论上，却是重师法而又不泥于师法的。正因为安徽文化贯穿了“通变”精神，涡淮流域的道家文化、徽州地区的新安文化、皖江地区的桐城文派才得以延续恒久。第四，重视经世致用、讲求“天下和洽”的学术取向安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经世致用、讲求“天下和洽”。重视经世致用、救时之弊，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治学的目标，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传统，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之重要表现。安徽地区在历史上灾害频仍，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人民常常陷于艰难竭蹶之中，对此，历代有责任感的士人往往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标，关注社会现实，心怀治国理想，企望建立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因而使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在历代士人中世代延续，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旋律。重视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在安徽文化中的突出表现，首先在于对治国之道的关注，不断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治国主张。即使被人们认为是“出世”或“避世”的道家，也不忘治国安民。如老子就主张治国要“以百姓心为心”，要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要求君主“去甚、去奢、去泰”。要求诸侯“不以兵强天下”。宋代理学，虽然重视“穷理”和修身养性，但也并不主张脱离现实、远离政治。如朱熹就指出“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君主应“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而“以民心为己心”，以“富民为本”。当后世理学家背离了朱熹“经世”的治学精神，并将“理”僵化之后，在徽州地区兴起的新安理学仍然坚持了朱熹的“经世”思想。其次，经世致用的取向还表现为勇于实践、敢于担当。在安徽士大夫中，很早就奠定了“坐而论、起而行”的传统。姜尚相周、管仲相齐、甘茂与甘罗助秦、张良佐刘邦、范增佐项羽等等，既为后世政治家投身于安邦定国事业提供了先例，也形成了士人在国家危难之秋勇于承担的传统。再次，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还表现于对民生日用之学的关注。安徽学者很重视医、农、天文、历算之学，还对水利、漕政、盐政十分关注，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十分重视，充分表现出“务当世之务”的学术取向。正如包世臣所说，他们都把“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淳硗”看作是“吾儒分内事”，并认为研究这些知识，只是为了“有益于世”，而不是为了“干禄”。第五，超越地域的文化现象广泛存在很多文化现象虽然孕育于安徽，却传播于全国，成为中华文化的成分或元素。比如：发源于涡淮流域的道家学说，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三曹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开创了建安文学时代；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派别；产生于徽州的皖派朴学，成为清代乾嘉时期学术主潮中的主要派别之一；以桐城作家为中心的古文创作，扩展成影响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形成于九华山的地藏道场、在齐云山孕育起来的道教胜地、宗杲的“说话禅”，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宗教文化现象；诞生于徽州的著名商帮徽商，将徽文化带出了皖南的崇山峻岭，影响了从北京到广州的广大区域；以徽州的画家群和寓居外地的一些徽籍画家为基础形成的新安画派，成为在 17 世纪中国画坛上大放异彩的画派；徽班进京，促使京剧诞生，等等。正由于安徽地域文化有这五大特点，才得以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