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 III》课件：2_4_4_4_4 备用—— 秦汉地方城邑长城村落遗址

2.4 秦汉郡县制的推行与地方城邑,进入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斗争愈演愈烈，许多国家被吞并而消失，而另一些国家则不断扩张，开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它们拥有空前的规模与人口，并且开始由以血缘为中心的、世袭的政体转化为由官员经营的领土国家。与此相伴，在国都城以下也出现了大量以行政治理为主要功能的地方城市，形成具有二级结构的城市网络，城市也成为行政网络之中的节点。 （ 罗泰：中国早期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阶段，徐萍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Lewis. Mark Edward.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一）秦汉郡县制度的确立与城市建制 同东周时期相比，秦汉时期城市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郡县制的确立。实际上，东周时期郡县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体制不完备，带有很强的区域性，各国在各自辖域内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行的体制。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全国以后，废封建为郡县，划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除秦都咸阳外，东周时期各国的都城及其中小城邑变为秦帝国的郡县城，成为各级行政管理的中心，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统治体系。,秦汉帝国时代，伴随着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原本相对独立的城市或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的城市体系都被紧密联结起来，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空前庞大与复杂的城市体系，并成为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并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 所以，城市与城市体系又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汉帝国对其政治与社会的顶层设计。,汉代继承秦代的郡县制，与秦代不同的是，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既有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郡县，又有分封的诸侯王国。高祖初年为了巩固政权，先分封了七个异姓王，随后又陆续剪除代之以同姓王。当时天子仅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西蜀和北部边郡共十五郡，而诸侯国大致沿袭了战国时期形成的地域格局，诸侯王辖域广，权力大，对中央王朝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此，从西汉初期至中期，中央王朝与诸侯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分封制与郡县制较量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斗争的发展，郡县的设置和诸侯国的变化都比较大。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努力，诸侯王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至武帝时，诸侯国或仅领一郡，或仅得五六城，诸侯国对中央的威胁被彻底解除，中央领地也远远超出诸侯王。这时，虽然实行的仍然是郡国并行的制度，分封制仅仅是郡县制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已。据平帝时的统计，设郡83个，诸侯国20个，县邑总数1324个，道32个，侯国241个。,东汉一切继承西汉，同西汉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于户口减少，郡国空虚，郡县数量有所减少。据汉顺帝时的统计，当时有郡国105个，县、邑、道、侯国1180个。二是在州的建制上做了较大的变动，恢复西汉时期的州部，并有了固定治所，州一级的权力得到提高，至东汉末期，基本上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的体制。州部分司隶校xio尉部（纠察京师及附近地区，职似各州刺史）、十二州刺史部和西域长史府，各王国、属国按郡制；邑、道、侯国等按县制。后来，州牧拥兵自重，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力量。,汉代郡、国下辖县、邑、道、侯国。侯国地位与县相当，为功臣列侯或武帝“推恩令”从王国析出的小国以及所封先秦、殷、周后裔的食邑。道设在民族杂居地区，从分布区域看，主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邑有三种，一为太后、公主所封汤沐之地（指国君、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二为在帝陵附近所置的陵邑；三为祭祀地，如奉高邑。从记载看，县、道、侯国一般都筑城邑，城内设有官寺、市、里。乡、里是汉代的基层行政单位，乡有的也筑城。,另外，还有几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建制，如在边境归附民族聚居地设立的属国，以属国都尉统之，采取“治民比郡”、“存其国号而属汉”的管理办法 ，主要实行于东汉。见于记载的有：西汉的上郡龟兹属国都尉，东汉的辽东属国都尉、张掖属国都尉、居延属国都尉、广汉属国都尉、蜀郡属国都尉、犍为属国都尉等。陕西神木大保当古城推测为东汉龟兹属国都尉所在地。东汉在与周边部族聚居地相邻地区还设有校尉等，如：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护匈奴中郎将等。,（二）秦汉地方城邑 地方城邑指秦汉时期的郡国城、县道城、帝王陵邑、列侯封邑及属国都尉城等。它们是郡国、县道等官署所在地，是当时所在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有的还是军事指挥中心。目前发现的秦汉城址约有620余座，绝大多数为调查资料，做过考古发掘的较少。,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结合城址的形制，大致将秦汉城址分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长城地带及边远地区四大区域。其中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最为集中，其次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周边地区较少。北方长城地带相对而言，数量较多，保存较好。,1.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城邑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一般称为关中及关东（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或山东（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地区，属汉代的司隶校尉部和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冀州、并州刺史部南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北中南部，天津、北京南部地区。,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开发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王朝末季的战争也往往集中于此，因此城邑最为密集。在此范围内考古调查发现了大约445座秦汉城址，做过发掘的多数为秦汉时期沿用的战国都城，少数秦汉城址曾做过考古试掘工作。 目前，考古发现的作为秦汉郡治的城址14座，即：陕西高陵左翊y故城（左冯翊）、武陟东张村古城（河内）、禹州阳翟故城（颖川）、平舆古城村古城（汝南）、南阳宛城（南阳）、开封陈留故城（陈留郡、国）、山西夏县禹王城（河东）、山东巨野昌邑故城（山阳）、郯tn城郯国故城（东海）、诸城古城子村古城（琅邪lng y）、昌乐古城村古城（北海）、章丘东平陵城（济南郡、国）、河北元氏古城村古城（常山郡、国）、临漳邺北城（魏郡）。 汉代诸侯国王城共13座，分别为河南商丘睢su阳故城（梁国）、河北邯郸大北城（赵国）、献县乐成故城（河间国）、山东临淄齐国故城（齐国）、曲阜鲁国故城汉城（鲁国）、莒j县城关古城（城阳国）、长清卢城故城（济北国）、平度即墨故城（胶东国）、寿光剧县故城（西汉淄川国）、东平须城村古城（东平国）、高密城阴城（ 由于两汉郡国并行，部分城址时为诸侯国的国都，时为郡治所在地，或两者兼而有之。,秦代实行郡县制，因此，上述汉代的郡国城，不少即是秦代的郡城，如赵邯郸、上谷沮阳、南阳郡宛城、齐都临淄、琅邪郡琅邪、胶东国即墨、城阳国莒、东海郡郯等。由于秦代短命，这些城址当中留下的历史痕迹很少，非考古发掘难以分清其面貌。 县邑城址指郡国首县之外的一般县城、陵邑、侯国城等。目前发现此类秦汉城址约计250余座。,黄河中下游地区城邑的特点： 以沿用战国旧城为主，秦汉新建城邑发现较少。调查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绝大多数中小城邑被全面沿用，战国名城大都除少数几座在战争中被破坏以外，其他都被秦汉时期所沿用，但往往仅用其一部分或在旧城内新建小城。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破坏，秦始皇统一以后，又受到“堕名城”政策的影响而进一步摧残。另外，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一般也不允许地方城邑规模超过都城。西汉初年，汉高祖“令天下县邑城”，可能更多地重修了以前的旧城，当然也新建了一批新城，但数量并不多。 在城址规模、数量及单位面积内城址的数量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大于其他地区。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城址约占全国发现总数的一半以上。从全国来看，规模巨大的城址主要分布于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和河南等省，这些地区处当时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关乎国家财政的冶铁、煮盐等手工业主要集中于此，丝织及漆器制造业也不逊于其他地区。, 长方形及方形城邑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类型。在发现的445座城址中，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刀形、梯形及椭圆形等，其中长方形、方形城址约175座，约占城址总数的40以上。实际上，由于地形地貌的原因，筑城时，人们要求方整的愿望不得不服从于当地的地形，因此，绝对规整的城址并不太多。一般情况，形制比较规整的城址多分布于平原地区，不规整的城址多分布于山间河岸地带。 两城并存的形制虽然存在，但数量不多，而且仅存在于较大的城址。其中，以大、小城相套者居多，约占城址总数的5左右。个别为东西毗邻或南北相接的形制。这种城址多数是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秦汉时期在旧城内新建小城，或将旧城一分为二，仅用其一。个别两城制的城址是秦汉以后另建新城形成的。, 一般城址多为每面设一座城门，但沿用的战国都城，由于面积大，城门较多，有的一面达3座城门，但总数都不超过12座。 面积在300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址，一般每面设23座城门；小于300万平方米的城址，每面设2座或1座；如果是长方形的城址，较长的两面城墙设2座，较短的两面则各设1座；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下的城址，一般一面设一座。从发掘和钻探的情况看，秦汉时期城门宽度并不一致，有的宽6米左右，当为一个门道。有的宽约20米左右，也不似有多个门道者。总的来说，秦汉时期，除都城外，目前还未见到有12城门、且“旁三门”的城市，其中应具有礼制等级方面的差别。 城市布局与城门的设置和城内道路的走向有直接关系。 一般对应的城门之间应有道路相连，城址大，城门多，道路自然就多。道路将城内划分为官署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官署区一般居城内中部或城内地势较高的地方，它们靠近交通便利之处，距手工业和商业区较近。有大小城的，小城一般为官署所在地，大城安排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手工业作坊一般位于城内靠近河流的地方，便于取水与排水，也便于水上运输。总的来看，城邑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功能。但军事功能似乎有所削弱，远非战国及边城显著。 目前发现的汉代城址，绝大多数建于西汉，明确建于东汉的很少。 不但如此，有些西汉时期仍在使用的城邑，到了东汉时期却荒废了，有的城内或城墙变成了墓地。这表明，西汉处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时期。西汉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不仅出现了许多名城大都，商品物流中心，而且一般城邑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总量远不及西汉，特别自足自给的庄园经济，大大减缓了城市的发展进程。,2.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邑 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至岭南以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属吴楚之地，后来秦的势力由西向东逐渐到达此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此设立南郡、衡山、九江、会稽、长沙、黔中诸郡。汉代大致属荆州及扬州刺史部大部，相当于今天的陕西、河南、安徽、江苏南部及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略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市密度及城市规模均无法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目前在此区域共发现近百座秦汉城址，约占全国发现秦汉城址总量的18左右。,城邑形制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部分中小城邑直接利用了战国旧城或对旧城改建。但汉代新城邑的数量增幅较大。 究其原因，应与汉代加大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力度有关，同时与东汉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战乱频繁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有关。 城址规模一般不大。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地方城邑的规模基本上是根据其政治地位决定的，所以，一般说来，县邑城规模要小于郡国城。比如湖南平江昌县故城，方形，边长仅为150米，考证为东汉熹平年间所置昌县。此类城址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或为军事城堡，或者可能为县以下的乡里、聚落，作为县城的情况十分罕见，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半以上作为县城或侯国城邑。 城址数量及单位面积城址数明显小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城址仅占全国发现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若按单位面积计算，荆州、扬州每万平方公里内只有一两座郡县城，属全国城邑数量最低的地区。, 在发现的城址中，长方形城址占绝大多数，但同中原地区相比，不规则形偏多，且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 不规则形城址偏多应与南方山地地形有很大的关系。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同的是，这里多为水乡，城市多靠近河道而建，有的城墙直接跨河而建，这样不仅有利于解决城内的用水、排水问题，为水上运输提供方便，而且与城墙结合增强了城的军事防御功能。 秦汉时期，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