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1、民族立法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条例规定有关本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问题；单行条例规定有关本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某一方面的具体事项。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可以对国家法律和政策作出变通性规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2、变通执行权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标，如果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自治机关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3、财政经济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较大程度的财政经济自主权，并可以享受国家的照顾和优待。凡是依照国家规定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待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立机动资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高于一般地区。4、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公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5、组织公安部队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6、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 年修正版)另:1947 年 5 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写入共同纲领 )解放后，我国先后建立了 5 个省级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达到44 个。1954 年宪法以将其制度写入宪法，称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得以实现，有利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双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由于少数民族的双语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加上国内外对其研究起步较晚, 所以认识与实际还存在较大差距。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1.如何切合实际地、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双语的重要性问题。对双语的重要性, 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忽视母语的应有作用, 认为少数民族应该加快掌握汉语, 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的步伐,甚至认为强调母语的作用就会削弱汉语的学习,不如直接学习汉语。持这种认识的人虽具有良好的动机, 但不切合少数民族的实际。他们看不到母语的重要作用, 也看不到母语除了应用价值外, 还具有民族感情的价值。二是对少数民族掌握汉语文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们担心汉语普及了会削弱母语的作用, 甚至担心汉语会逐渐代替母语。他们只看到母语与通用语相互竞争的一面, 而看不到互补的一面。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关系应坚持语言和谐的理论, 既看到母语与通用语相互竞争的一面,又要看到二者互补的一面, 做到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是有可能的。语言和谐有利于民族和谐, 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双语理论建设, 是当前双语教育研究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2.重视少数民族学习“ 三语” 的问题近年来, 外语学习在少数民族语文教育中有很大的发展, 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于是出现了所谓的“ 三语” 新概念、新问题。 “ 三语” ,就是少数民族除了学习母语和汉语外, 还要学习外语, 这就加重了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学习的负担。如何安排这三者的关系, 是必须探索的一个新问题。所以, 解决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 还要考虑“ 三语” 的关系。3.教学法的使用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 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传统语言教学法, 即翻译法、直接法、对比法。但不同民族在使用中又根据本族具体情况有不同的创造。翻译法是强调理解, 重视培养阅读和理解的能力。教学过程运用母语翻译, 以对译为教学手段。如云南省施甸县摆榔民族小学自年起实行彝汉双语翻译教学,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做法是在学前班进行彝汉翻译训练, 初步掌握日常生活的常用语在一、二年级, 教师坚持用彝语翻译字、词、句, 并训练学生不断提高彝汉翻译能力。直接法是直接用第二语言授课,用母语翻译。我国一些地区, 由于一个班级是由多民族学生组成的, 或人学学生已掌握一些汉语, 因而使用直接法教学较好。这种教学法, 强调模仿和实践。通过反复练习理解词义和语法规则。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一些学校, 过去一直坚持用汉语上汉语课, 并在课外坚持实行汉语日常化。他们认为语言能力的培养主要靠模仿, 而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模仿力强, 记忆力好, 是学习语言的最好时机, 因而应让学生在这一阶段多接触汉语。对比法是在自觉对比母语和第二语言异同的基础上开展第二语言教学, 依靠母语知识和技能去获得第二语言。在教学原则上, 强调理论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 坚持在理解的基础上模仿。在教学手段上, 主要采用语言对比和语言翻译。用母语进行语言知识的讲解和对比语言异同。这种教学法对成年第二语言教学效果较好。如何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 创造适合其语言特点和文化特点的教学法, 是我国实施双语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的路子将任重而道远。4.要大力加强语言对比研究要提高第二语言的习得水平, 必须对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有深度的认识。这就要求语言学家必须做扎实的语言比较。在我国,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工作刚刚起步, 前人留下中命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的基础薄弱。所以应当组织力量, 有计划地开展语言比较工作, 为提高语言教学水平提供依据。第一， 升学方面：关系高等学校优先录取少数民族学生的通知第一条：“ 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其他一般高等学校实行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办法”。第二条，“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本自治区所属的高等学校可以给予更多照顾，当他们考试成绩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一般高等学校录取最低标准时，就可以优先录取。第二， 就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第三， 提升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七条规定：“ 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近些年来，有不少文章在谈论民族融合，或直接谈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融合。但是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我国民族问题的现实，从尊重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当前的客观情况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民族融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 6 月起草的共产主义者信条草案中认为，民族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必然融合而自行消亡。文中指出：“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亡，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1919 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题为关于党纲报告的结论中，批评皮达可夫的“取消民族”的观点时指出：“当然，这是很美妙的事情，也是会实现的事情，但只能是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上。 ”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将会实现民族融合而导致民族消亡。1958 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也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总之，民族发展是有其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民族将经过社会主义时期充分发展繁荣的阶段和交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实现融合并自行消亡，现阶段不可能实现民族融合。尊重基本事实，历史上不可能有民族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文明史就是几千年的民族交往史。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持续不断地交往，导致了无数次民族同化、民族分化和民族组合的发生。史学界大都把这些过程和现象描述为“民族融合” 。但客观地看，这些过程或现象大都是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因而，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实质上是民族同化（不管它是强制的还是自然发生的） 、是汉化；有一些是一部分汉族同化于少数民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在谈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有的是将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混淆，有的是对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作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是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有本质区别，应该作严格区分，但可能是基于学缘的差别，很少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专门的讨论。现阶段，学界仍然习惯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类的表述方式，甚至往往见诸各类历史教科书之中。1959 年，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一文，文章引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认为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民族将同国家、政党一样，趋于消亡，全人类将融为一体。可是文章接着指出：“但这也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代，就没有民族间的融合或共同性的形成、增长等情况存在。 ”他考察了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制同化和自然融合现象，进而指出，不仅在阶级社会有民族融合，甚至在原始社会公社制时代就有部落间的融合。1962 年，著名史学家岑家梧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他指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说来，民族融合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事情。 ”但“至于现在的历史著作中，当然也可以使用民族融合一词，可是最好把历史上各民族的自然同化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融合，加以区别。 ” 可见，他是把历史上的自然同化当做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这可以在其 1980 年发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该文中谈到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文中的两个二级标题分别是“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推动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措施” 。1980 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除标题本身外，文中多次提及民族融合。在历史学界，明确提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作严格区分的是翦伯赞先生，但他也未对此做过专文论述。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最一般的情况是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同化这个名词，而以融合代替同化。 ”“例如，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同化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把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说成是民族大融合上面所说的古代的民族融合 ，正是列宁所说的同化。”接着他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 ”民族理论界对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特别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牙含章的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梳理了关于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种种不同观点，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