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四大特色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是四大特色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各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欢迎大家阅读。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同西方天与人、灵与肉相分离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国思想传统讲求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神人关系土，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然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倾向，以人为本，重人轻神，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所谓"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天道远，人道途""天听自我民听"。西方那种无条件地将"天"神圣化、绝对化，上升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这正是中国神学观念不发达、宗教思想相对淡漠的主因之一。从这一根本思想传统出发，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之强调入世和人伦，强调现世的建功立业，对神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也由于强调天人的合一与相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也截然不同。中国文化向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强调通过战胜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而发展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路线：西方重对"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中国重对"人道"(人事和人伦之道)的探讨，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古代政治和伦理思想体系。魔耳面刷突装面效屏代宏生宝夷分本鲜，连氨界失环两重人道、轻天道的传统固然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给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这就数分注重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到处都横亘着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使人难越雷池半步。其次，正如著名文化史学者钱穆所批评的，儒家文化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于人类中心、人类本位而忽略了四围的物界与自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上逐步落后于西方。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属于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对人伦的追求贯彻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以礼治国，以德安邦，历来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密理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儒家看来，一切以礼为中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这里，礼抒义的，它既是社会等级制度，又是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可以说是调整社会关系最高的道德范畴和政治范畴。"礼义者，治之始也。"礼是政治的起点，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自然也是社会风尚的主流。礼与德是不可分割的，礼是外在的规定性德是内在的制约性，二者必须相辅相成，配合使用，方能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礼治主义"说到底就是"德治主义"。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道德的力量始终被看得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济之以礼，有耻且格。"显然，这是要求统治者主要以伦理的信条加上礼仪的规定治理国事，而不是以法律治理国事。对每个个人而言，首先需要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忠，子对父孝，妇对夫从，从而构成宗法社会的"和谐"。在此意义上，礼治主义也好，德治主义也好，最终都归结为人治，以人治国，人治代替了法治。中国历史上虽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一派，但始终古不了主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及主张礼治和德治的儒家思想大。儒家这种以礼治国，讲求道德和人伦的主张，与中国人讲求"中庸之道"、"贵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质十分一致，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故能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主导面，构成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体，尊重个性发展相反，中国伦理传统却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各有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则是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由此而达到"群体和谐"、"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会状态。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群体意识和稳定状态，至于个人的权利和意志则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不无关系。农业社会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社会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的机会较多，所以比较容易形成集体活动的群体或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较大的家族。比较浓厚的群体观念也正是在这种静态、稳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群体和谐"的伦理追求，既有其优长，也有其不足。从优长的一面看，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社会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国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往往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能够比较团结、和谐一致。同时，在群体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能同舟共济，比较具有人情味。但过分强调群体观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必然会压抑个性的发展，限制个人的创造力，也会使集体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钱穆批评儒家伦理道德的缺陷时，指出："他们太看重现实政治，容易使他们偏向社会上层面忽略了社会下层;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的确，如何维持在群体与个体之间，大我与小我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当平衡，不因强调集体意识而忽略个体自由，最终阻碍民族创造力的发展，是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大问题。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本来，中国古代的认知方式是显多元、多向发展的，既有直觉的辩证思维，又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但两汉魏晋以降，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面只能靠直觉、额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中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感悟、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的讲比较冷静、沉稳，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荷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在一定程度主影响了民族创新精神的发展，造成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显然，如何发挥我们文化传统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在多元文化的汇聚中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