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高考作文备考：觉醒、漂泊、寻根与乡土文学式微

觉醒、 漂泊、寻根与乡土文学式微读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乡土透视乡土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为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显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史诗般地呈现了中国广大百姓的心路历程，更是伴随着每一次改革浪潮的波动，乡村人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政治意识、生活方式如影随形般地发生着转变。而这一切在乡土作家那里是对乡土的存在主义的关怀。然而，乡土小说最大的特征是作家通过记忆重组的方式来描写故乡的农村生活，散发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时代色彩，并蕴含着作家眷恋故乡的情结与某种失落感。乡土小说作为中国传统性表征的方式之一，被理论批评家一再剖析和确认。在现代性的审视中，它又被当做一种重要的拷问视点。李徽昭在其作品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乡土透视中，从乡土意识、乡土省思和乡土穿越三个板块来深入剖析，并且围绕乡土的退隐与现代性迷茫两大主题而展开论述。实际上，这也是当下乡土文学所面临的两大困境。著作中依次选取了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三位作家，他们对乡土叙事的变迁清晰地展现了乡土写作意识的流变。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以自身的视野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因此这就对乡土题材有着不同的姿态和规定。老一辈作家高晓声1950年代初登文坛，激起了乡土写作的一个浪潮，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更是凝聚了农民的多重性格。出生于1960年代的作家韩东及1970年代末的新锐作家徐则臣给予乡土写作的式微。作家们对乡村题材的捕捉和书写，充满了乡土人文的关怀。高晓声作品中的陈奂生人物形象带有某种典型性。从“漏斗户主”到进城及后来成为采购员再到出国一系列的角色转变，事实上寄托了高晓声对陈奂生形象从写实到理想的升华，也代表了他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创作思想的转变，即乡土人物的觉醒意识。李徽昭在本部研究论著中另辟新路，提出了新的分析视野，他认识到乡土意识这个概念是揭秘乡土文学的一把钥匙。乡土意识一词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它包括了乡土情结、民族意识和精神家园意识等。本部论著对于高晓声作品的分析基点就在于乡土意识，这样可以把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历史的风云变迁关涉起来，从而挖掘深层的社会心理意识结构。很明显，在高晓声的作品中，由于他本人的多重身份（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底层生活经验，也会不自觉地闯入作品中来，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即倾注了乡土意识的高晓声让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从迷茫走向觉醒，这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缩影的恰当概括。但在后来的乡土写作中，乡土意识升入到了乡土省思，这类反观式写作展示了新的写作视角和思考方式。乡土写作的作家大部分都带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模式。丁帆曾说到乡土作家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正如李徽昭所言，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意识内涵主要是脱离农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还乡。韩东在童年时候随父母亲下放到农村，后来的返城，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暂居者的身份。韩东的小说扎根以下放干部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寻求暂时生存之根，融入之根，可是却无法扎根，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城里，这是一个文化悖论。另一作品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主要讲述了生活在贫瘠县城下放户的三位孩子，他们各自怀揣梦想，多年之后，主人公命运各异，留下的是一个失落的记忆。同样在小说知青变形记里，来自城市的罗晓飞成了知青。生活在生产队的他接受了冒名顶人的命运，随后一次次努力想回城，但却未能实现，终于有了返城的机会，他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纵观韩东的乡土写作历程，是冷静的隐退与克制，因为在这些被观察的乡村人物身上也有着一种投射。它同其他作家对于知青、下放到农村的视点不同，这种反差却使得寻根投射更加鲜明。他对乡土的写作是一种记忆与理解的重构，写作的姿态是站在乡土界外，他观念中的乡土是一种断裂，代表的是一个知青作家的省思与批判。现代化的进程中，随之引发了人类存在的普遍焦虑，主体无处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于是返乡情绪、怀旧情绪、精神港湾的寻找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逐渐萌生。与喧嚣、浮华的都市生活相比，田园式的乡村生活是理想的精神家园归宿地。在徐则臣的作品中，主人公成为一个理念符号体，是位孤独的游离者，漂泊在城乡中经历着不同的文化冲突。这种反叛和逃离的意义标志着新一代青年人从物质、精神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融入，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却失败了。作家徐则臣的系列作品中隐含的部分主题是孤独的漂泊者，或者被称为京漂小说。主人公进入城市后的尴尬与失落，心灵上遭受的无奈不得不去追忆乡村中的人和事。他的散文随笔集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小说夜火车午夜之门和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生活在北京的三位边缘人物敦煌、边红旗和王一丁，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靠贩卖盗版碟、办假证和经营小店为生。他们更没有北京户口，处处受到限制。原本打算干出一番事业，却发现面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京漂一族中的小分子。在小说夜火车中，主人公陈木年一直幻想着出行，现实生活中，在一系列事情的捉弄后改变了他的命运，最终踏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出走，是自我的放逐与逃离。可以说，在徐则臣作品中，乡土意象在隐退，乡土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意象。作者在本部论著中重点阐明了徐则臣写作中渗透的哲学的思考和批判以及诸多意象的运用。他认为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并且寄托了作家文学与理想的抒发。这在赵树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转换的端倪，不再注重于表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的书写，而是逐渐转移到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浅层到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剖析，赋予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寓言。作者在本部著作中说到，不管是上世纪的农民的迷失还是知识分子的迷茫，代表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李顺达的“跟跟派”本性，那只是简单的盲目崇拜与逆来顺受而已。老陶一家五口人的扎根却未能扎根的疏离。作为知识分子陈木年的“漂泊”与“出走”。然而在现代性面前，普通人的社会心理结构早已变的复杂至极，不单单是对生活的迷茫，而是在精神存在状态上的孤独与迷惘。这是人类普遍悲剧，都市与乡村共同面对的命运。在中国当下每一个乡村的角落，都似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乡结合的发展势如破竹，交通枢纽延展到尽可能触及到的地方，强拆乱建有增无减，小村落已被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和封闭，不论是在江南一隅还是在西部山村。广大依赖于土地的农民早已离开了祖辈们生存的黄土地，更多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已渗入到各个大中型城市，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里，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他们处于边缘的位置，扮演的是“底层形象”，需要得到身份共识和地位认同。在消费语境下，消费式欲望推动着生产力，全民陷入商品拜物教式的泥淖，这对于乡土经验本身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消解。反思现代文明与大自然之间的冲突淡化，隐藏了乡土的本真。乡土离我们而去，存在的仅是遥远的记忆，甚至乡土成为一种奢求。或许是我们出游时的农家乐体验，或许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的一次唏嘘体验，而这些行为已被商业、消费、娱乐所华丽包装。影视传媒业发展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村类题材的讲述，往往会走向两类对立面。一面是偏离乡土故事的讲述，在视角或内容上都属于另一个社会；相反地，另一面会紧扣乡土的现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相当敏锐的、引人深思的观察。在李徽昭的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透视一书中，他巧妙地选取了不同时代的作家，这三位作家对于乡土的思考折射了当代乡土文学的流变截面，从觉醒到寻根与漂泊。同时又拓宽了研究乡土文学的视野，并且引发了我们对于乡土文学命运的思考。现在的很多人切身地感受到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样一来，更多的群体处于中下收入，可是这些人支撑着中国的命脉。对于乡土、底层、大众、艰辛等词而言，新出现的网络热词草根、蚁族、房奴、屌丝等即是自我调侃又是身份表示。乡土文学与“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的书写并行。然而，都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阻挡不了都市。都市与乡村这种矛盾与张力映照了在遭遇现代化语境下两个共存模式的对立。尽管在现代化语境下，一方面乡村与城镇的接轨，乡村正涅槃着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市对乡村的“暴力”压榨已势不可挡。随着社会的变迁，乡土的书写正在逐渐式微，但是对于乡土题材的书写，可能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相融合，但不会停止，因为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