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扶贫历程与经验总结

中国文化扶贫历程与经验总结贫困问题是持续困扰并严重制约人类进步的世界性难题，“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是联合国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从马尔萨斯描绘的“贫困性陷阱”到马克思的制度贫困理论，再到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理解产生贫困的动因、内在规律和反贫困的可能性，尤以经济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为主体的反贫困理论最为突出。但经济增长只是消除贫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贫困主体在内外部条件上的差异更是增加了反贫困的复杂性。在不断深化反贫困的进程中，研究者们对贫困认知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宽，并创立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收入贫困与权利贫困等多维理论方法。特别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用贫困阶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贫困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圈内”交往，揭示贫困的文化属性和遗传特性，尝试从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贫困指数的测度，也增设文化维度的评价指标，并呈权重增加的趋势。“真正理解贫困，需要文化与结构解释的结合”，贫困的文化解释渐成贫困研究的前沿话题。贺雪峰也提出，“不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简单地进行帮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我们不能用一种道德标准或经济定论的思维范式，将贫困地区特殊的文化简单归类为“贫困文化”或曰“落后文化”，但这种“贫困文化论”确为讨论扶贫的脆弱性和脱贫返贫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本文讨论的“文化扶贫”，在很大程度上指向如何将“贫困（地区的）文化”转化为“扶贫的资源”，也可在某种层面上表述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贫困文化论”，涵盖公益性的文化扶贫与经营性的文化扶贫。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 从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到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见上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6000 多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2 年底的10.2% 降至3.1%，为全球扶贫提供了备受瞩目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文化扶贫则一般被视为“额外的馈赠”。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物质层面的经济帮扶已基本解决。我国扶贫的目标也由相对单一的经济目标，转变为更复杂的经济与非经济复合目标，并呈现非经济目标超越经济目标的态势，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新时期。贫困往往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中提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等论断，并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中进一步明确文化扶贫的定位和作用。文化扶贫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经济扶贫的扶贫方式，逐渐由一种政府行为成长为社会关切的热点话题，并开始引领中国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但考绎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化扶贫内涵、意义及对策方面的讨论，多涉及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扶贫（方清云，2012；段小虎等， 2016；饶蕊等，2017），也部分涉及经营性的文化扶贫（齐勇锋，2017；范建华，2018），但对中国文化扶贫实践进程和发展趋势的纵向研究则付之阙如， 落后于中国贫困表现层次复杂化的新阶段，也不符合中国文化扶贫再出发的实践要求。本文不揣冒昧，尝试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扶贫40 年的历史进路，分析其实践逻辑并研判趋势，探讨中国文化扶贫的新动能。一、引述：前史与发端贫困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只要有贫困就会有扶贫的实践。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可能是见诸记载中国最早的国家救济制度。“大同社会”“兼爱交利”等主张，蕴含朴素而深厚的救济思想，对后世扶贫帮困影响深远。“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等观念，也凸显古人对非物质层面脱贫的积极探索。历代官方或民间对“贫”“穷”的救济理念和实践， 为后世扶贫探索提供了必要给养。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为改变民愚民贫的社会现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局部的、渐进的乡村改进探索改造中国的现实路径。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以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为指向，乡村教育成为一种见诸行动的社会思潮。梁漱溟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菏泽两个实验县办理乡农学校、乡学村学；晏阳初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在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农业改良等试验，浙江、四川、贵州等地也积极开展乡村教育。他们由教育入手， 旨在通过教育农民实现“知识下乡”，试图寻找一条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全方位的乡村建设道路。山东邹平的社会风俗改良、河北定县的农村医疗保险、江苏昆山的动植物良种推广等，均是乡村改造/ 改良/ 改进的有机构成。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当时全国先后有600 多个团体和机构投入乡村建设，设立各种试验区1000 多处。这场中国农村社会史上“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重量级社会运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多维交织碰撞，因日本侵华等原因而中断。后世对其评价争议不休甚至截然两歧，但它确为今日乡村建设与扶贫实践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受其影响，有识之士对如何消除贫困、改造乡村、实现民族富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未停歇。扶贫是中国的一贯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就致力于改变积贫积弱的窘迫局面，消除和缓解普遍的贫困状况，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这一行动本身便包含反贫困的理念和目标，文艺工作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 年，毛泽东提出“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或可视为造血式扶贫的起点。据统计，19501978 年，国家用于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拨款、救灾拨款近32 亿元；19591978 年，中央财政用于扶持穷社、穷队发展农业生产的无偿投资达125 亿元。2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家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村贫困人口采取救济政策保障其基本生活；扶贫工作的重点，是扶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与再生产，文化扶贫尚处于萌动期。二、从不自觉到自觉：中国文化扶贫40 年实践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因应国家扶贫的实践进程，中国文化扶贫的重点和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一）文化扶贫的早期探索与尝试（19791993 年）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向贫困地区调拨粮食、衣物等救济物品及财政补贴，维持贫困地区人民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准。4 20 世纪80 年代初，国家就确立农村扶贫开发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明确规定：“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文化事业作为国家扶贫的一种形式首次被正式提出。特别是1986 年5 月16 日，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12 月28 日，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扶贫开发的调查研究、政策制定和统筹协调。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专列“增加智力投资”条，并要求包括文教在内的国家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次年，文化部等18 个部委、团体共同发起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计划，在广西、云南、西藏等边疆省份开展推动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的专项工作。同期，社会学家辛秋水通过安徽贫困调查，提出“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的文化扶贫，并以大别山腹地岳西县莲云乡蹲点试验文化扶贫，践行由“输血”到“造血”再到“树人”的扶贫新思路，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高端媒体先后进行专题报道。1992 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全省6 个地市选点扩大试验，成为国内最早进行文化扶贫探索试验与推广的省份之一，其他省市也开展了类似的文化扶贫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化扶贫工作主要侧重乡村科教、实用技术，强调通过技术教育增强国家扶贫的“造血”功能，对贫困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注则比较缺乏，但“扶贫扶人，扶智扶文”已成社会共识。1993 年12 月，文化部成立文化扶贫委员会，并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任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 专门负责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2 这些都为推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文化扶贫行动，做了经验、思想和组织等方面的多重准备。（二）开发式扶贫中的文化扶贫（19942000 年）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文化扶贫逐步进入制度化轨道，国家对文化扶贫提出明确要求。1994 年3 月，国务院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的扶贫任务，并对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进行具体部署，文化扶贫行动开始常规化。特别是文化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同宣传、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万村书库、电视扶贫、送戏下乡、报刊下乡和城乡小朋友手拉手等文化扶贫工程。1996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肯定“希望工程”“智力支边”“文化扶贫”等送科技、送人才、送文化工作。同年，提出东部发达省市与西部贫困地区结对开展扶贫协作，文化援疆、文化援藏、文化援蒙等东西部文化扶贫协作有了制度性安排。1999 年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实施具有扶贫意义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技、教育、文化等大文化扶贫位列重点工作之一。同期，国际扶贫机构的积极介入，也让参与式扶贫、多部门综合扶贫、社区主导型扶贫等理念进入文化扶贫领域，中国文化扶贫开始与国际接轨。总的来说，该阶段积极开展针对性的文化扶贫工程或行动，文化扶贫成为国家扶贫的必要组成。可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扶贫始终坚持经济本位的视角，文化扶贫脱胎于既往行政主导文化管理体制下的文化福利分配，侧重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且政府对贫困群体临时性的文化福利供给乃至包办造成供给与需求的错位，贫困群体在文化扶贫实践中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三）综合扶贫中的文化扶贫（20012010 年） 进入21 世纪，文化扶贫逐渐成为国家综合扶贫中的一个维度，成为推进贫困地区全面脱贫、走向小康的重要手段。2001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明确提出“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的奋斗目标，并将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作为增加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2006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坚持城乡、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方针，并继而产生诸如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20072009 年）、农家书屋工程（2007）、“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2010）等一批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系列成果。1 2008 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启动包括文化扶贫开发研究、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文化技术人才培训等10 个工程在内的文化扶贫工程，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教育、文化支持，文化扶贫由临时性的文化福利变为常态化的系统安排。概言之，该阶段是中国文化扶贫系统化全面展开的10 年，文化扶贫成为国家扶贫标准的一种，初步实现其由输血式向造血式的转变，并具有了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但是，综合扶贫中的文化扶贫基本沿袭传统粗放式的招商引资模式，还是未能超越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传统做法，仍处于经济扶贫附属品的尴尬地位。贫困与富饶、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等纷繁交织的矛盾冲突，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四）精准扶贫中的文化扶贫（2011） 经过前期三个阶段的探索与积累，中国文化扶贫逐渐走向纵深，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我国由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任务的绝对扶贫，正式转向更高标准的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