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摘要】：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 ,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腐败历来与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力腐败的产生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其自身的特点内含着异化的可能 ,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为权力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必须从制度建设、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腐败进行遏制【关键词】： 公共权力 权力异化 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赶超型 ,国家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但国家权力的全面干预 ,为权力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可能性。权力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性与爱的起源最早的社会现象 ,”而腐败则是与国家公共权力一样古老的人类社会现象。从孟德斯鸠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中可见权力与腐败内在的天然联系，但公共权力本身并不能导致腐败，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公众服务，也可用来谋取私利，只有当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公共的性质时才导致公共权力运用的失范，导致腐败的产生。一、 权力腐败产生的可能性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权利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利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着对政治权利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利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即使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也要贯彻意志的任何机遇，不论这种机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权力是施加影响力的特例：借助制裁背离拟行政策的行为来影响他人的决策的过程。”利益作为人类活动原始动因，决定着人的行为放向。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构成了权力形成的基础，由于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稀有价值和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权力关系也往往体现为利益关系。对于每一个公共权力主体来讲，存在着将公共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的可能，即存在着权力异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一方面，权力主体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普通的自然人，又是掌握权力的社会人；这种“私”与“公”共为一体的关系，为权力失范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金华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生存的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公共权力主体说到底是人受人的本能的驱使。由于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相对短缺，社会成员之间总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掌握公共权力的个人有着私人利益的需求，“生存”本能就可能衍生出利用公共权力，采取不合法，不道德的卑劣手段侵占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强制性、扩张性、渗透性、工具性等特征决定了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中极易出现权力滥用等失范现象。公共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本质上市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支配力量，有极大的强制性，权力主体为了实现某一特定利益和意志，可以支配他人意志，其影响力、控制力远远超出其它任何权力。而且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决定了掌握权力者存在若扩张和聚敛权力的要求。这种要求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打破原有权力界限和范围，侵犯其它权力以扩张自己的权力；在时间结构上表现为排他性，使权力的社会化举步维艰。而且相对于公共权力主体的根本目的的来说，公共权力本身只有工具的意义。二、 权力腐败产生的现实条件腐败游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三个因素组成，其中腐败机会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关键要素。腐败成本、腐败风险的高低，直接决定腐败机会的多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是行为人对要承担的风险和可能的利益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腐败分子在决策时，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收入现状，目前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未来的合法收入和腐败行为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被惩罚的风险等多方面因素，如果他们发现腐败行为是一笔“赔本生意”时，腐败行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思想决定人的行为，腐败行为避让尤其思想上的根源。历代文人“学而优则仕”，把“入仕”作为求富贵、求功名的捷径。作为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官本位”意识至今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和道德信念经受着诱惑和考验，“权力观”、“利益观”受到冲击，形成了诸多不良的社会思潮，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市场经济的原则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使人们把“利益”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人们对“实权单位”，“要职”的追求就是一种“寻租”心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一部分掌握公共权力者的心理失衡，为了满足虚荣心，攀比心理，产生了腐败的动机。大量因腐而富，因腐而达者的存在，无疑为公共权力主体提供了“前腐后继”的“榜样”。而且市场经济规则的缺乏及不合理，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规则意识的缺乏无疑造成市场经济运行的不规范，产生权力腐败的社会基础，腐蚀了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原则，“竞争”原则。我国的权力体制，由于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国家即政府几乎控制了整个经济生活，表现为党政关系，政企关系缺乏规范，领导班子中的“一把手”权力缺乏规范等，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就给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利用主导经济权力谋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果，使经营者不得不用金钱收买权力，行贿受贿双方互相勾结，使腐败不仅变为现实，而且增加了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也使处于权力中心的人失去制约，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权力集中于上级，下级只要服从于上级，对上级负责，却不需要对公众负责，从而失去了上下左右多维度的制约。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还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去了关系紊乱有关系。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重要一步是下放权力，对企业来说，放权后的权力集中于企业个别领导，广大生产者的参与权，监督权严重缺席，这就为权力的无限制使用提供了较大空间。近年来国有企业领导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资财，挥霍浪费，生活奢靡的腐败现象的发生，就是权力下放后失控的重要表现。就政府而言，现代化发展，政企分开后政府增加了 宏观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任务。日益扩大的社会事务和宏观经济管理任务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与政府履行其职能的能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异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在权力的产生过程中，在理论上公众这一权力的“授予者”始终缺席，任命制，选人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是权力腐败的摇篮。这些权力的失范行为，与不成熟的政治权利规则相对应，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不无关系。具体体现在：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机构作用发挥不到位，民主党派监督力度不足，舆论监督缺乏保障，群众监督渠道不畅，应该说，权力配置和运行等方面不规范以及缺乏有效监督，无疑助长了公共权力为个人私欲服务，从而滋生出大量的腐败机会。三、 对权力腐败的遏制WTO的加入，要求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高度完善 。而腐败渎职行为及腐败导致的两极分化和政府行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侵蚀着党对现代化领导权的合法性，将会损耗，破坏政府行政功能的正常发挥，甚至毁掉整个国家机器，无疑将影响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障碍。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教育史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笔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平衡过程，再次过程中期盼没有腐败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将腐败限制在最小范围，以保证现代化进程的正常秩序。遏制腐败的途径可概括为：“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民主”与“法制”相结合，“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一种互动过程，只有在观念不断更行的基础上结合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制度创新，反腐败才会向良性方向发展。“自律”绝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空洞的说教，不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内容，特点，空谈“自律”毫无意义。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只有依靠“他律”与“自律”共同发挥作用，反腐败才能有成效。1.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同事重视公共主体正当的利益需求。建设廉洁的政治文化是反腐防腐的基础。利益驱使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实现权力主体的“自律”首先要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利益观”，形成高效，廉洁的政风。“以德治国”关键是要以德治吏，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力主体”的道德教育面临着这个崭新的时代价值观念的挑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本位”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条件下的“钱本位”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能力本位”的转变。一旦权力主体都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腐败的机会自然大大减少。面对错综复杂的腐败行为，各级干部应当不断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残余，尤其是“官本位”的影响，并抵制各种外来腐朽思潮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树立“公仆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思想，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思想意识温床，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思想教育机制，使腐败失去滋生的思想基础，对于一般公务员来说，其薪金收入与“先富”的阶层或职业相比相形见拙，做不到“高薪养廉”。较低的工资收入可以说是他们腐败的主管动机，对于他们而言，靠道德和精神的约束远远不够。权力主体首先是自然人，有自然人的各种需要，因此要尊重他们的正当需要，根据他们的社会贡献及社会能力，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创“灰色收入”的动机。2.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权力运营机制。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加大腐败风险，提高腐败成本，强化权力主体“不敢贪”的心理约束，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之举。我们现在在权，钱，人的管理制度上存在着漏洞，只有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强制度建设，重视制度创新，才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权力过于集中，政府职能不清等制度和体制上的漏洞是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对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部位的权力进行分解和合理配置尤其重要。实行权力分解和合理配置是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中“权力制衡”是关键。如当当普遍推行的行政事业单位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政府“公物仓”，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等等都以“权力制衡”为目的。制度创新应以保持权力运行畅通，协调，有序，高效的良性状态为目标，实行合理配权；以形成互相制约机制为目的，实行按职分权。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减政放权，消弱公共权力，减少管制行为，降低公共权力的可租性。把应该属于社会，企业和公民的管理权限，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去。二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逐步减权，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都要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建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等制度，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对审批权要合理分解，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要规范程序，公开审批程序和结果，接受群众监督。三是推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强化资金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将所有收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全过程监督。进行干部制度改革应从领导干部选拨机制的改革，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监督制度改革，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度等多方面着手。坚持公平、民主、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任制度，落实“公选”制度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坚持杜绝干部提拔的暗箱操作；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完善对失控权力的剥夺制度，一旦发现腐败干部要随时行使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撤职权和罢免权，不要内部处理，要予以法办。加强对用人失察的责任追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原则，政策，程序，导致选人用人失误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干部任用失误的党纪追究，应分清用人失察的推荐责任，考核责任，决策责任，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