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教案

第三章 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教学目的与要求1. 了解爆发的历史条件，分析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内容与结局，认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2. 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认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与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3. 了解失败的原因，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的局限性，认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教学的主要内容：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中，为了探索国家的出路，不同的积极力量都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都无一例外的先后失败了。从19世纪末到20实际初，在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一支新的政治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提出了建立资产积极共和国的方案，组织了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对于的历史地位，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是，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就因为它是一场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无可辩驳的进步性。它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然而，的胜利是有限的，它没有能够改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一、 爆发的历史条件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但革命的发生绝不是单凭少数几个人可以制造出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外历史上无数次的革命证明，当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也就是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革命就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的发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民族危机的加深辛丑条约签定后，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利用清政府作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铁路、矿山控制权成为掠夺的重要目标。1904-1905年，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是两个列强争夺我国东北领土的战争，清政府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局外中立”。这期间，英国于1903-1904年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阴谋分裂中国领土，而沙俄也想出兵控制西藏，我国边疆危机又一次出现。20世纪初，列强对华经济侵略进一步扩张。争相在华投资设厂，夺取修筑铁开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时间投资项目投资情况1894在华企业投资1.09亿美元1914在华企业投资9.61亿美元据估计：1895-1914年，各国在中国设立的工矿企业130家，新设银行13家，铁路成为投资重点，到1914年，列强的铁路直接投资约2.92亿美元，筑成的铁路3772公里。直接投资修筑了中东、胶济、滇越、南满、广九等铁路。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的铁路。1902年以前列强借给中国的铁路借款不过1800多万美元，1903-1914年间就达到20.5亿美元。投资铁路不仅包括修路权，而且还包括对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甚至囊括了对铁路沿线矿产的开采权。日本朝日新闻：“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我颐之奴，其地之民，皆我刀俎之肉”。在矿山方面，到1913年，列强在中国所设立的采矿企业32家，设立资本4996.9万元。到清朝灭亡之时，列强控制了中国全部铁矿的开采，控制了每矿机器开采量的90%以上。（二）清政府的新政与统治危机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交外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新设了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了新的学制，还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新政只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慈禧太后强调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强调新政的原则是“三纲五常”。这说明，新政并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貌，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新政不新”。当时有报纸评论道：“新政”是 “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始”，各种不满日益增多。当时的国内，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武装起义开始发展，另一方面，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结局的胜利让一些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认为 ，日本胜利的结局表明了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他们把立宪看作是能阻止革命的法宝，一时之间，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于内外各种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还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但预备立宪没能挽救清王朝，相反却激化了矛盾，加重了危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延续其统治。在行时所迫之下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 ，其中皇族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僚转向共和革命，这是重要的元素。前夜，整个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辛丑条约规定的 4.5亿两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清政府每年需偿还2200余万两。还有外债的偿还，新政开支，使得财政开支剧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把大量赔款，外债偿还的负担分摊到各省，扩大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各种巧立明目的新税层出不穷，致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梁启超有篇文章写道：中国亡征千万，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苦是已。盖就国家一方面论之，万事皆有可补救，而独至举国资本涸竭，驯至演成国家破产之悲剧，则无复可补救。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饥寒迫于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三）人民群众的反抗与社会矛盾的尖锐20世纪头十年，伴随着新政，预备立宪的进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被统治者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革命成了历史不得不做出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一个轰轰烈烈的收回铁路，矿山权利的运动开展起来。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与收回路权斗争遥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于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斗争首先发生在山西。新政大大增加了财政之处，清政府将各种新政费用转嫁到人民身上，各种捐税，摊派多如牛毛。加上官吏豪绅借此谋私勒索，使下层民众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加重了负担，各种抗捐抗税的民变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为 103次 ，1906年199次 ，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则达到266次。参加这些斗争的主要是农民和城镇下层群众，他们有的以罢市，抗交捐税为斗争手段，有的还发展成武装暴动。1910年 山东莱阳人民的抗捐税斗争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斗争中，群众冲进县衙，提出免杂捐，清查积谷，革除劣绅和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要求，官府不仅拒绝还派兵前来镇压。愤怒的群众聚集起来，与官兵发生冲突。在这一斗争中被杀的乡民千余人。除此之外，遍布各地的抢米风潮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朝末年，由于政府搜刮，地主盘剥，天灾等因，人民颠沛流离，为求生存，被迫聚众抢米和吃大户。据统计，前10年，由于抢米导致的风潮在 150次以上，单1910年就发生了 50余起，遍及南北各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1909年湖南等地遭水灾，长沙等地则遭受旱灾，此时奸商却不断运米出湖南，导致长沙米价飞涨，百姓困苦无法生活。1910年4月，长沙饥民要求减价su粟米，巡抚调兵镇压，打死数十人。激愤的群众捣毁米店，举行罢市，还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群众暴动尽管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却引起举国振动，使人们对清政府的痛恨进一步加深了 。民众斗争表达了人民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愤怒，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为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孙中山曾满怀信心的说：“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历史进入20世纪初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个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途径：兴办学堂，奖励留学。新学堂于1901年后陆续开设，1904年清政府进行学制改革，颁布 卯学制，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的新学制体系。到1910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42444所，1911年增至52500所。从1898年开始，湖北加工素浙江直隶等省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学习，有六七十人。20世纪初留日学生迅速增加，1903年达1300余人。19051906年间增至8000余人。此外，还有部分青年留学欧美。这些人接收了西方教育，因而具有了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观察世界的世界观是进化观，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以美，法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许多人以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皮尔，华盛顿自许，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他们的眼界比较开阔，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民族危机 存有深刻的体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社会地位较低，因此，显示生活中的一切，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正因为有这些特点，使他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毛泽东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象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名文，字帝豪。贫寒的家庭，使他从小备尝艰辛，从而对农民的痛苦充满了同情。10岁时入私塾读书，1878年12岁时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入意奥兰尼书院读书，开始接收资本主义教育。这些教育，使他朦胧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他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回国同学数人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