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鲁西奇

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鲁西奇 第56卷第4期2019年7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Social Sciences)Vol56，No4Jul2019史学研究“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摘要:田制、户籍、乡里制度，构成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三个支柱。 “乡里制度”乃是由“乡”“里”“邻”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需要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户口原则与田亩、居地原则两种;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由户口原则向居地、田亩原则的转变，乃是古代乡里制度演变的根本性变化。 乡里制度既是王朝国家实现其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性安排，也是王朝国家政治控制权力在县级政权以下的延伸。 汉唐时期的“乡官”与宋元明清时期的“职役”，都是王朝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与运作，就是王朝国家权力(“皇权”)向县级政权之下的乡村社会的延伸，是“下县的皇权”。 关键词:乡里制度;乡村控制;“皇权不下县”;“下县的皇权”:K207:A:1000-5919 (2019)04-0074-13:20190330作者简介:鲁西奇，男，江苏东海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核心内容，曾以“关于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界定、研究理路与初步认识”为题，于2018年9月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过一次报告，承王炳华、邢义田、邓小南、刘静贞、陈映芳、贺照田、黄纯艳、刘成国、罗丰、渠敬东、薛龙春、周颖、郭永秉以及Isabelle Thireau，Frdric Brahami等教授给予诸多讨论与建议;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包伟民、周雪光、王奇生、张荣强、杨国安、江田祥、傅俊等先生亦曾提供诸多意见。 谨致谢忱。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xx年版，第3页。 一、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基本方式萧公权曾论及帝制国家控制其臣民的方式，主要有三:一则通过照顾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艰困的生活“铤而走险”;二则通过向臣民反复灌输精心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三则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加以处理。 萧先生所说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包括历代王朝在特定时期(特别是王朝兴起阶段)，会通过授田、减免赋役、赈贷等手段，给臣民提供部分生产条件，减少对臣民的剥夺与压榨，其中的核心是土地与赋役制度。 第二个方面，主要包括王朝国家的教化制度，即从思想文化上控制臣民。 第三个方面，主要指各种形式的治安制度，包括伍保制、保甲制等等。 而无论是授田、减免赋役，还是推行教化、维护治安，又必然以户籍登记、乡里编排为前提。 据此，王朝国家控制乡村民众的基本方式，就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1.将民众安置、稳定在土地上，使之劳作不息，生产自存并供应王朝国家。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第4期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75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著”，置也，定也，居也。 颜师古注曰:“地著，谓安土也。 “地著”又作“土著”，即安住于土地之上。 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序云: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 知此三者，谓之治政。 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 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 因此之故，历代王朝，于田制均甚为关注，盖田地不仅为赋税所出、国用之所赖，更是人民生计之依，无田则离土，离土则成为游民，人民游离则逸出于王朝国家控制体系之外。 晁错说: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 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而欲使民不流离，就需要保障大部分民众有田可耕，有地可种。 北魏太和中，李安世上书说: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 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 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 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 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 这是历代王朝田制的基本原则。 第一，国家需要尽可能地掌握全国土地的支配权，惟有如此，才能“量地画野”，也才能在需要时使用国家权力，分配土地，或调整对土地的使用与占有，使乡村民户“著于”土地之上。 第二，限制臣民占有田地的数量，即“限田”。 限田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更在于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 第三，要尽可能“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即照顾、救济贫穷卑微之人，抑制豪强无穷的欲望。 从国家的立场上，对贫、富要一视同仁，至少在法律层面上，要把各种民户作为“编户齐民”一同对待。 对于李安世之议，本传称:“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以不同形式实行名田制、占田制、均田制、限田制，出发点也就在这里。 2.编排户籍，将民众纳入王朝国家的户口控制系统，控制其人身。 国家大规模地编排民户，列入籍帐，给予并确定民众的身份，应当始于战国时期。 户籍的编排、登记与管理，是与正在形成的集权制国家的军事、治安、赋役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反映家对民众的控制得到了全面的加强，从而为专制主义集权奠定了基础。 池田温说:通过郡县乡里掌握其户口，这是帝国存立的绝对必要的基础，所以造籍制度是国家体制最紧要的一环;同时，对于被统治的人民说来，户籍登录不外是使他们惨遭租税和徭役种种压榨的第一步。 严格的户籍制度，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其得以建立、维系的基础。 正是通过户籍制度，专制国家才得以控制民众的居住、移动、财产乃至婚姻与家庭，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土地、山林等基本经济资源，从民众手中掠夺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征发民众的劳动力资源作为保障国家安全、扩张的军事力量，以及维系专制主义国家普遍都有的大规模国家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维护，甚至通过户籍制度，推行教化，宣扬专制国家最为需要的、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对民众在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社会角色、文化认同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控制。 正是因为此，战国以降，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将之视为关乎王朝国家命运的重要方面: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9页。 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1页。 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6页。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xx年版，第2241页;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xx年版，第148页;刘敏:秦汉编户民问题研究以与吏民、爵制、皇权关系为重点，北京:中华书局xx年版，第3350页。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页。 7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朝国家掌握的户口繁盛，则王朝兴盛、繁荣，臻于“盛世”;王朝国家掌握的户口减耗，则意味着王朝国家走向衰退，乃至于衰亡。 通典卷七食货七于“历代盛衰户口”下论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 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 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 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冗)渐兴，倾覆不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户籍制度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的基石，它比任何官僚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都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3.编排层级制的乡里组织，建立合行政管理、治安与教化于一体的“乡里共同体”。 汉书食货志描述理想状态下的乡里组织，说:在壄曰庐，在邑曰里。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乡，万二千五百户也。 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 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 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在这样的乡里中，乡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这是汉代儒家设想的乡里生活蓝图。 无论这一蓝图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它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编组乡里的基本要求与目标。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谓: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 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 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 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 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 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这里所说的“黄帝之制”，也不足为据，然其所说乡里编组的十个功能(不泄地气，无费一家，同风俗，齐巧拙，通财货，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无有相贷，疾病相救)，却确然是乡里制度设计的出发点。 统治者所希望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既便于行政管理、治安控制，也便于推行教化，实现思想统一的乡里共同体。 历代王朝虽然做法不一，制度各异，但推行乡里制度的主旨却并无不同。 日知录卷八里甲条引常熟陈梅之言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 五比为闾，闾有胥。 四闾为族，族有师。 五族为党，党有正。 五党为州，州有长。 五州为乡，乡有大夫。 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 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 无论此法是否“周家”之法，从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角度言之，确实是“良法”。 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统治的基础。 白钢先生说: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 乡里制度的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 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