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鹏-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

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1、先秦文论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先秦文论的主要成就（1）文学观念的萌芽。先秦还没有明确的文学观念，但已有文学观念的萌芽。本书导论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文”或“文学”还是泛指“文化”或“文化典籍”。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化典籍，自然都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在内。先秦的文学样式主要是“诗”，在先秦文论中，诗歌的概念较为明确。尽管人们常常将诗歌与音乐相提并论，但是随着诗与乐的逐渐分离，人们也逐渐习惯将其当作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尚书中有“诗言志”，孔子有“兴于诗”、“不学诗，无以言”等，都显示出在诗歌在先秦有着很高的和独立的地位。正是由于诗歌的独立，才逐渐形成了我国以诗歌为重心的文学概念。可见文学观念的萌芽是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成就。（2）以儒家诗论为中心的文学批评的形成。若以狭义的“文学”为标准，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诗经的评论，而这之中，成就最高的是孔子及儒家诗论。其实，早在孔子之前的周代，在诗经的篇什中就已经在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思想。其中，关于借文艺吐露忧伤的观念，成为后世“发愤著书说”的先声；关于“美刺”的观点则为儒家诗论的“讽谏”传统奠定了基础。又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诗歌本质特征的揭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的“季札观乐”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言论，都是先秦文论的突出成就。三代之后，儒家的诗学理论趋于繁荣，孔子著名的“兴观群怨”，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文学艺术（主要是诗歌）的各种功能；孟子则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知言”、“养气”的文艺创作观念；易传关于“象”的理论，对卦爻辞特点的概括，对言、意、象关系的论述，已涉及到艺术形象、文学表现方法及创作规律等问题。总之，先秦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期，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重要命题几乎都萌生于这一时期。（3）诗言志开山的纲领尚书.尧典载有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尧典多出于传闻，所记虞舜的话不是十分可靠；但尧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艺观。朱自清作诗言志辨，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正是虞舜对夔的这段指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观念。到了战国时代，诗歌有了独立的地位，诗言志的说法也因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高度理论概括而更为盛行。如，庄子.天下载：“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载：“诗言是其志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毛诗序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自此以后，“诗言志”的理论对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End)2、请谈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对其后的文学创作和文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在史记中专门为文学家设传，并对作家们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展开评论，推动了古代作家论和作品评论的发展。第一、“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论命题，它的产生不但有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切身体会，而且有深远的理论背景。诗经已有这种思想萌芽，如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小雅.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忧”、“哀”只是在感情强度上不如“愤”。孔子提出“诗可以怨”；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之句；淮南子有“愤于中而形于外”之说。司马迁在前人这些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明确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所以，司马迁对“发愤著书”的心理机制作了较深的探索和阐发。之后，很多理论家和艺术家都对此作了论说，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李贽、金圣叹、张竹坡、蒲松龄、廖燕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阐发。可以说，“发愤著书”说自司马迁提出后，贯穿古代文论史始终。第二、“发愤著书”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其一，揭示了“愤”是作家创作的心理动力。作家“愤”而著书，创作动力在于内心的“愤”情。这种动力具有极大的心理能量，因为“愤”常常是由于作家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的，这种感情十分强烈。李贽杂说说它是“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作家以此为动力，往往能坚韧不拔，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克服困难，进行创作。屈原、司马迁等都是这样的人。其二，以“愤”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因为精神意志脆弱者，信念理想卑微者，道德人格低下者，只会逆来顺受，在逆境中消沉，精神世界永远迸发不出任何灿烂的思想火花，永远不会产生“愤”情。“发愤著书”者都是精神生命的强者，他们有着美好进步的社会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及正义感，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力量，又常常与环境中强大的反动势力发生尖锐冲突，生活于艰难的逆境甚至失败的惨境中，但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不为恶势力所屈服，在同恶势力发生尖锐冲突时，必然撞击出灿烂的思想火花，从而产生“愤”情。他们对人生痛苦和生命真谛有着更深的体验，他们的“愤”情并不仅仅是一己私情，而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因此，他们以此“愤”情为创作动力，其作品也必然具有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这种作品是作家生命的写照，以作家生命为支撑力量，具有观照生命的功能和永恒的艺术魅力。其三，“发愤著书”说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说、“中和”之美说等完全不同的美学品格。作家“发愤著书”，包含着对进步社会理想的强烈追求和对反动势力的极度愤恨，“发愤”之作与“温柔敦厚”、 “谲谏” “中和”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读者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和鼓舞力量。第三、司马迁的屈原论。一是指出离骚是怨愤而作。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怨”即怨愤，屈原之怨生于同反动势力的斗争，是一种进步之情，怨愤而作离骚与“发愤著书”说相一致。二是分析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屈原贾生列传云：“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不但是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是古代诗歌的突出特点。三是对屈原的思想及人格作了高度评价。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其志洁，其行廉”，人格高尚；又说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兼国风、小雅之长，能“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四是对屈原作品讽谏意义的肯定。(End)第1页第2页3、请谈谈诗大序的诗歌理论。4、请谈谈儒道释文化对唐宋金元文论的影响。5、请谈谈梁启超对近代文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