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印刷业发展的脉络

1、新中国印刷业发展的脉络文/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 武文祥众所周知，在古代人类的重要发明中，以中华民族先贤发明的印刷术对促进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最深远。可以说，印刷与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和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印刷业总体上落后了。鸦片战争乃至辛亥革命后，国内虽然相继创办了一些官办和民办印刷出版机构，但真正影响深远的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少数几家。建国初期印刷业的复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印刷业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也至少保留有兵工、被服、印刷三类工厂。在延安的清凉山，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都是由中央印刷厂排版印刷的，他还亲自到印刷厂去校对，印刷厂的工人演戏他都去看，很重视印刷。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里论政策（续） 一文中，他在谈到文化教育政策时着重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成立。鉴于各革命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中分散经营的出版工作

2、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1949 年 10 月 3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为会议书写了著名的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这次会议使原先分散经营的出版工作走向统一管理。1950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0 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与印刷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分别成立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和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的决议，把战争年代各新华书店经营的印刷厂划分出来，成为独立经营的国营企业。可以说，第一批国营印刷企业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印刷力量和新解放区依法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印刷厂的基础上加以整顿改组而建立起来的。当时全国有 12 个国营新华印刷厂，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沈阳、长春、天津、汉口、重庆等地，这样在我国华北、华东、西北、东北、华中、西南等各大行政区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重要印刷基地。1950 年 9 月 15 日至 25 日，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发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 ，提出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

3、、书刊印刷业等意见和措施，并提出公私印刷业要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在“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方针指导下，逐步走上有计划、专业化的发展道路。1950 年 10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 。出版总署同时发布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和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 ，提出：“划一全国各地书刊售价，消灭偏远地区改价和加成出售的现象” ， “造货数量由出版社决定，印刷工价由印刷厂决定，订货数量由书店决定，其已经以合同（或协议）规定者，必须严格执行” 。这是一次对于我国出版事业有深远意义的大改革。1951 年 4 月，全国第一次新华印刷厂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北京、上海等地的 12 家出版总署直属国营新华印刷厂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后来全国新华印刷厂的合理布局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这次工作会议的资料，当时这 12 个国营印刷企业拥有的印刷生产能力有铅印机 128 台（对开机两台折一台计算） ，占全国铅印机台的 17%。其中北京新华印刷厂是在没收国民党正中书局印刷厂的基础上经过改组而建立起来的，以后经过多次

4、扩建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综合性书刊印刷厂。首都北京在三年恢复时期，为适应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需要，按照国家计划发展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重要基地。分别建立了美术印刷厂（以胶印为主） 、外文印刷厂（以排印英、俄、日、德、法、西班牙、越南、印尼等外文书刊为主） 、中央民族印刷厂（以排印少数民族蒙、藏、维、哈、朝鲜等文字书刊为主） ，共青团中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解放初期分别建立出版印刷机构。为克服中、小学教科书编印出版的混乱状态，提高教科书质量，1949 年建立教科书的编审、出版机构，建立专门排印中、小学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为中、小学课本排版、制纸型，分发各省市统一使用。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全面高涨时，中央各部委相继建立专业出版社，建立了一批专业性强、各具特色的书刊印刷厂，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水电印刷厂、地质印刷厂、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农业印刷厂，还有分别以印制文物图书和地图为专业的印刷厂等。此外，在轻工、银行、军队、铁路系统等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印刷工业体系。这样，印刷技术实际就应用在社会的各个系统，而且又高度分散，这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印刷工业在管理上形成“谁用、谁建、谁有

5、、谁管”的管理体制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建国之日起，到 1952 年国民经济恢复基本完成，在这一时期中，出版总署为建设人民出版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有效地在全国建立起出版印刷产业体系，并着手推进对私营出版印刷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总署为加强对书刊印刷业的领导，于 1952 年 7 月撤销了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设置印刷事业管理局。从 1953 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进入大规模有计划发展的年代，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的出版事业，从 1953 年开始实行出版工作计划化。出版总署在 1952 年 10 月制订1953 年出版事业建设计划 （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出版、印刷业发展规划）并发出实行出版计划初步办法的指示。以后，各出版、印刷企业逐年编制出版计划、印刷生产计划，按计划分配纸张，调度印刷任务，促进出版社与印刷厂订立印刷合同，纳入有计划发展的轨道。1954 年 11 月出版总署撤销，所有出版行政业务归文化部管理，文化部设置出版事业管理局，基本上仍履行原来出版总署的职能。全国解放时，除对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性质的印刷机构依法没收外，出版总署根据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统筹

6、兼顾、分工合作”的方针指导下，采取种种措施，促使私营印刷业为人民出版事业服务。对私营印刷业先从条件比较成熟的开始，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有计划地进行改造。到 1956 年初全国私营工商业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私营印刷业已基本完成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印刷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科研方面，建国初期也开始进行了投入。为了系统地学习国外印刷技术和管理工作，出版总署曾于 1951 年、1954 年选派青年同志到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1957 年又派在职干部到民主德国的印刷厂实习进修。实行正规学院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对于培养有文化、熟悉专业、德才兼备的印刷技术干部起过重要的作用。1953 年 10 月 15 日，出版总署决定在上海创办上海印刷学校（上海高等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的前身） ，培养中级印刷技术人才。该校设立之初即设有凸版照相制版、平版照相制版、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四个专业，为满足印刷技术人才的急需，解决了大问题。1958 年 8 月，文化部在北京筹建文化学院，1960 年 6 月文化学院设印刷工艺系，1962 年3 月，印刷工艺系又并入轻工业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 1963 年

7、开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面向社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 5 年，本科毕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招生，1977 年恢复招生。1978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印刷学院，同年北京印刷学院筹备组接收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师生，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北京印刷学院。1956 年 4 月，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1977 年升格为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创立，经过 10 年的发展，到 1966 年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已有电子制版、装订、化工实验、 印刷期刊编辑部和图书资料等几个部门，完成了照相蒙版工艺、锌版无粉腐蚀工艺、制版软片、接触网屏、无线装订工艺等主要科研成果。1956 年 8 月 24 日，上海市印刷工业公司成立了试验室，1961 年 1 月 1 日在此基础上扩充为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到 1966 年研究所已发展到 120 多人，分布在印刷字体、化工材料、机械、资料等几个研究室，在新字体研究、制版工艺 、接触网屏、装帧材料等方面完成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从 1961 年开始，以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上海字模厂、北京新华字模厂、文字 605 厂为主体，集中了数十名字体创写人员，按照“整旧创新并举

8、”的原则，在整理旧字体的过程中，创写了数十种新字体，随后由字模厂雕刻铜模、或用技术革新的冲压片模铸成铅字，满足了全国报纸书刊特别是排印毛主席著作和大字本的需要。1982 年 12 月中国印刷物资公司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北京新闻协会在美术馆举办了“印刷新字体展评会” ，展出汉字、少数民族文字样作品 108 件，为丰富报刊图书版面做出了贡献。建国初期，出版总署还有步骤地发展内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版印刷事业。在统一规划下将上海、北京等地部分印刷设备和技术人才内调，加强广西、云南、贵州、青海、黑龙江、内蒙、新疆、西藏印刷业，在有些从来没有印刷厂的地方（如西藏）建立了新型的印刷厂，对于原来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如壮族） ，为他们新创设了字体并做了字模。完成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 10 年曲折发展历程经过印刷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各类印刷厂的生产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制版、印刷、装订及印后加工都配套成龙。1958 年 8 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召开首次全国报纸、书刊印刷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后来又主持毛泽东选集等著作的出版。这次会议提出了要开展以“提高

9、质量、快速出书”为纲的群众运动和印刷工业“为政治服务，为出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会议还明确了“奋战 3 年，建成从中央到县的报纸、书刊印刷网”的奋斗目标。虽然这次会议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时代的烙印，但它对基本上保证全国书报刊（尤其是教科书）的自印，促进国产印刷机械、器材在生产制造上初步实现自力更生，初步解决我国印刷工业生产力分布的不平衡问题有很大促进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向内地迁移印刷生产力的规模达到了高潮。据统计，从1953 年到 1960 年，上海向内地 22 个省、自治区(包括新疆、西藏地区)，调去技术工人约2000 人，迁出铅印对开机 91 台，全张及二回转机 48 台，铅印生产力约 60 万令，平印对开机 125 台，全张机 5 台，平印生产力约 90 万色令。这些约占上海原有生产力的二分之一左右。此举初步改善了东西部印刷力量不平衡状况。这次会议后，为了适应建立从中央到县的报纸书刊印刷网的需要，经陈云同志提议，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于 1958 年 10 月建立了中国印刷器材公司（1973 年改名为中国印刷物资公司） ，负责组织、促进、推动国产印刷设备和印刷器材的生产、供应工作。印刷机械从 1959 年起被列为部管产品，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生产，文化部主管分配，具体工作则由中国印刷器材公司经办。各地也在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相继成立印刷物资管理机构。到 1979 年“昆明会议”期间已有 22 个省市自治区成立印刷物资公司（站） ，少数省市由有关部门兼管。 “昆明会议”后不到两年时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印刷物资公司，构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全国印刷物资供应体系。 “昆明会议”明确印刷机械、器材供应工作的方针任务是：促进生产，服务生产，统筹安排，保证重点，面向全行业，为尽快改变我国印刷技术落后状况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计划用纸、限额分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纸张管理的一大特点。早在 1949 年 12 月 29 日，经政务院批准全国文化用纸管理委员会就在轻工业部宣布成立，在“一五”和“二五”期间国家又先后新建和扩建了专门生产凸版纸的营口、丹东、汉阳、岳阳、沅江等几家造纸厂，加上建国初成立的金城、天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新建的柳江造纸厂，被称为“八大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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